波西米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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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写《人寰》(2/2)

    此后我每星期二去她那看一次。主要是她听我说。她对我的成长背景缺乏知识,我需从我生命的最初始,从最初形成我意识形态的一切基本观念讲起。比如我向她解释“穷”,“穷人”所含的褒意,它和俭朴之类的美德的密切联系。我逐渐发现自己不仅在跟她谈个人的心理发展史,我同时把中国这四十多年的历史,以及我们家庭的历史都介绍给她了。她每次都听得极其认真,不断做笔记,在下次就诊前,她会从笔记中找出几个疑点,着重提些问题,试图发现我个性发展中的非正常影响,发现我生命早期哪怕已愈合完好的创伤。

    因为我自己对心理学的研读,所以每当她提问或暗示时,我大体察觉到她想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我建议她给我用催眠术,据说它是启开人的潜意识的钥匙。被催眠的人对所有暗示都是不设防的,因此最难以启齿的心事或记忆会在催眠状态下被诱引出来。

    我的美国朋友中,有一半人看过心理大夫,其中一些人是有治疗成果的。虽然我不像他们那样对心理专家的权威性存有或多或少的迷信,但我承认这类诊疗方式有助于人对自身的理解,以及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在我花了三个月的诊费后,我偶然想到,这个“talk out”疗法,难道不能成为一个小说的形式吗?当我的心理大夫从头到尾阅读那厚厚一本笔记[注]时,大概也会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用断裂的、时而用词不当的英文讲述的有关我个人的故事。

    当然,当我决定以“talk out”为小说形式时,我必须虚构一个故事,一个能成立有看头的故事。我于是虚构了这个故事,但我的兴趣都在故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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