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扶桑》中，我创造了扶桑和小男孩克里斯的爱情，它是两千多男童与三千中国的关系的缩影。这个划时代的东西方幽会对于我，是个谜。是令我兴奋、激动、浮想连篇的fantasy。它说明什么？我似乎在写作《扶桑》的过程中已得到解答；又似乎在将故事绵绵展开时，将两人的命运线顺理到末尾时，我更困惑了。那个时代民族间的困惑直延伸到今天。
是的，小男孩与中国的关系在当时也是一个谜。大部分的男童由于频繁接触中国而染上性病，这便成了当时社会最大的谜。当时正在建立的舆论界和教育界以及宗教界，都认为这是旧金山最大的丑闻，最可怖的社会病。这不可解释的谜使fantasy的负面力量出现了：连同其他一切种族和政治上的原因，美国人对中国人的驱赶、谋杀从此加剧和公开化了。任何一个政客可以以他对中国人的排除手段来争取选票。一八七○年，由当时的工会领袖keurny组织的八千人的示威，向政府请愿，要将中国人彻底驱逐。这场示威不可避免地最终成为一场对唐人街的洗劫。示威者对中国人提出的罪状中包括：用扁担挑货物、用嘴喷水熨衣、食五谷杂粮和莫名其妙的各种菜蔬、男人梳辫子，等等。fantasy最终是以纵火、殴打、杀害、来满足了。
扶桑和克里斯的爱情只能是悲剧了。一个古老东方的成子和一个年轻民族的男孩之间的向往却长久存在下来了。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一瞥目光的碰击，存在于他们超于语言、超于文化的会心一笑，存在于他们的时而理解时而误会，存在于他们最终的无条件接受彼此的差异，接受这差异带来的乐趣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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