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次在芝加哥的某个图书馆,听allende的reading(当时她在为她的infinite plan做宣传),当听众提问她对于写的感受时,她非常开朗地笑着回答:“我爱写性!我从写中得到享受!但我不会直接去写性动作,性的动作就那么多,写来写去不是很乏味吗?我希望我自己能写出性的氛围、气味、质感、触觉,总之除开性本身,调动一切心灵或感官的触动,来写性。”
allende的这段话对我有很大启发。爱情是上升到审美层次的。即便仅仅写,也应该把审美的目的作为第一目的。刚才我提到the english patient,我们看到这里爱、性、生、死是紧紧编织的。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已不可能避开“性”这个生命现象而单纯求得“爱”这个精神现象。这就是为什么freud的学说最先引起文学家、艺术家、知识阶层的兴趣。
就我本人来说,我是认真对待写“性”的。性关系在我的理解中时常更为广义、更为形而上。有时我甚至认为,性包含的一对对立统一体,能够解释宇宙间的所有的对称或对立、和谐或矛盾的关系。比如,《扶桑》中的两个对立的种族、两种并存的文化,它们间的相吸、相斥、折磨和磨合,这两个民族本身就组合成了一个对称体,从形而上来理解,克里斯和扶桑的是两个民族媾合过程的象征。我在描写扶桑这个人物时,时常感到她身上体现了一种只有古老东方才有的雌性,是“后土”式的雌性,不可能被任何文明和文化所“化”的雌性。在她无原则的宽容,无歧视的布施,她的存在哲学和理性化的西欧文化间,我意图在表现超越雌雄范围的雌雄关系。两种文化在接触的初始,亦像两个性别的个人,其中有大量的暗恋、怀疑、冲突,而媾合也不能说是最终的,媾合中会产生和谐因素,但也会产生大量敌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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