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啊？你和劳伦斯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计划。”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答对，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成谎言。谎言不可能被精确地重复。
“这些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是吗？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你，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么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十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十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is your father a member of communist party？”（“你的父亲是员吗？”）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上的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问答又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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