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生命和生命拯救不能轻言放弃，对地球上每一个人而言都应该是这样。5月27日，强震袭击印尼爪哇，遇难者次日就已升至3733人，无疑，还有不少人被压在废墟下。搜救地震废墟中的幸存者，是一项天大的事。有时国际救援队跨国援助，一支队伍带着搜救犬长时间工作也没有多少收获，但我觉得这也完全值得。过早结束搜救则是“非人类”“背人道”的。2005年10月8日的南亚大地震，导致8万多人丧生，20岁的巴基斯坦男青年哈立德?侯赛因在废墟中被埋27天后生还，而“搜救工作早已结束”，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教训！
集体为了一个具体的个体施以援手，这是最宝贵的；而一个具体的个体为了虚无的“集体”而牺牲、献身，往往就是似是而非的。我们需要的是前者。这些日子，连续看到央视的救人dv短片：警民联手搜山，从深不可测的山洞里，最终救出几位进洞探险迷路昏倒、已经无法自行出洞的孩子；多人努力凿船，从翻船倒扣的船舱里，成功救出一名被扣在漆黑如夜的船下、自己决然不可能逃离的女孩……还有一位女孩则是掉进狭窄却深邃的机井里，救援者面对那还没有脸盆大的井口，面对那可望而不可即的遇险孩子，用挖掘机挖，用绳子吊，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将孩子救了上来。让人最为感动的，就是那种万众一心、万分焦急、万般努力、万无一失的救人情形！
面对遇险甚至濒临死亡的人，“我救故我在”。我若不救，那么我也不存在了；“我们”若不救，那么“我们”也不存在了。这应该成为当今世界一条重要的生命伦理。人类需要把“救人一命”看成是斯宾诺莎式的“最高幸福”。在哲人斯宾诺莎看来，“最高幸福”就是“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便可以连续地永享无上快乐”的幸福，它与财富、荣誉和感官的快乐获得是格格不入的。在斯宾诺莎的哲学里，就有着深深的拯救意识，他说：“我深深地知道，我们实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不能不强迫自己用全副力量去寻求拯救。”尽管这里的“生死”和“拯救”都不是具象而是“形而上”的，可充分体现了斯宾诺莎所追求的“最高的幸福”和“最高的善”。
救援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应把遇险者、遇难者看成是“地球人”，而不是“某国人”，救援时也应该把救援对象看成是人类的一分子，从而树立“救援无国界”意识。当国外发生海难、地震时，在报道中特别关心自己国民的生命安全，这当然是人之常情、国之常理。但是，有时候我看到媒体的一些措辞，却有说不出的滋味。譬如，不久前埃及红海海难发生时，我国某电视媒体在报道中说：“所幸的是，没有我国公民遇难。”这种对“自己人”“幸”无灾、“乐”无祸的措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是不是太狭隘了一点呢？我们关爱人类的情感高度，是不是应该再向上提升一截，让它能超过珠峰的海拔高度呢？
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攀登珠峰成功，这位人类第一个站在地球之巅的人，在返回大本营后一坐在冰上，露出疲惫的笑容，用他一贯的语气说：“行了，我们把那个家伙征服了。”是的，珠峰是好对付的，但是，人类如今似乎已是越来越难以对付自己的心灵了。当心灵的海拔高度超不过珠峰的海拔高度，那么，即使你“成功登顶”，又有什么意义呢！
佛家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有句希伯来名言则说：“拯救一个人等于拯救全世界。”巍巍乎珠穆朗玛峰，应该铭记下这样温暖而高耸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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