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生活稍为安定之后，叔叔就给妻子芳子去信，让她携带子女来上海共同生活。但这事却遭到信子的百般阻拦。她吓唬芳子：你们几口子住在八道湾，有大伯二伯养活你们，吃喝不愁，住的又宽敞，又有院子可供孩子玩耍，如果你们去了上海，建人一个小职员，不会有多少收入，上海的物价又比北京高，你们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诸如此类。信子竟然还这样说，你替他生了儿子，已经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没必要再去跟着一起吃苦了。总之，她要把芳子扣在身边，永远做她的贴身侍女。而芳子本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竟听从了姐姐这些“知心”的话，决计留在北京，甚至去上海探望一下丈夫也不肯，即使祖母出面几次三番地劝说，她也不从。祖母对此深为不满，不止一次在亲友面前说：“女人出嫁，理应和丈夫一道过日子。哪有像三太太（芳子）不跟丈夫却和姊姊在一起的道理。”这些话是俞芳亲耳听到的。
信子不但教唆芳子拒绝去上海与丈夫团聚，反而又策动向叔叔要钱。当时叔叔在商务印书馆资历尚浅，工薪菲薄，每月只有８０元的收入，他就按月寄回３０元。芳子尚嫌不够，仍不断地催逼。叔叔无奈，只得汇去月收入的大部分——５０元。他总希望妻子能够回心转意，带领子女来与自己一起生活，因此他在信中一次次提出这个要求，而芳子始终不予理会。后来，叔叔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但他还得硬撑着每天去上班。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芳子的态度还是那样冷酷，坚决不肯去上海照料丈夫，甚至也不让丈夫回北平休养，哪怕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２５年，他们之间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就这样拖了整整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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