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爱玲

    灵真

    随着张爱玲１９５２年出走香港，１９５６年移居美国，大陆的评论家忽视了她，大陆的新一代读者不知道她。然而在台湾、海外，张爱玲一直受着读者的青睐和研究者的推崇。８０年代以来，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文化交流的加强，大陆也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张爱玲热”，众多出版社争相推出她的作品，研究文章也越来越多，关于她的传记也有了四部。

    本文是对整整半个世纪的海内外张爱玲研究情况的综述，其目的是为研究界提供一个简明的研究资料，并尝试性地探讨如何深化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４０年代　上海

    张爱玲的名字与她最初发表的作品一同被读者注意，一同为文坛重视。她是上海某些杂志的座上客，《传奇》一出版，即有活跃文人参加的“《传奇》集评茶会”。第一篇正式评论张爱玲创作成就的论文作者，是著名的翻译家傅雷。他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长文［①］。以翻译著称的傅雷，评论文字似不多见，但他以纯正的审美品味和艺术眼光，发现了张爱玲的独特价值。

    傅雷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时代的重压之下，张爱玲的出现，似乎是个奇迹，人们被怔住了。他所做的工作，正是要说明这个奇迹之“奇”和何以会发生。紧接着，傅雷从技巧与主义的角度，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了一番检讨。他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不少笔墨的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悉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件象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从艺术必须首先是艺术这一现代基本艺术的观念出发，他批评了新文学中长期存在的忽视技巧的倾向，以及仅从文学的外部因素这一单一角度评判作品的缺陷。傅雷立意的起点颇高，且具有针对性，还涉及到对新文学的整体评价问题。或许，触动他写作此文的思绪的，正是他对某些作家忽视技巧的流弊的反感和对张爱玲惊人才华的欣赏。

    傅雷认为，文学不仅要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更应关注人的内部状态——。由此他正确评价了张爱玲创作的得失。

    他充分肯定了《金锁记》，认为“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passion）的作用，很少象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在对七巧性格的主客观因素作了分析之后，指出了作品的三个基本特色。第一是心理分析的精妙。“她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第二是省略法（racconrci）的运用。第三是风格特点，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新旧文字的揉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已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章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象在这篇里那样地尽快妙用。”

    论文对《金锁记》评价极高：“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范。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此外，论者对《倾城之恋》中华彩胜过骨干，对《连环套》的内容较贫弱、过分注重情节而有损人物形象的弱点进行了批评。

    最后，文章认为张爱玲对目前创作的缺陷，作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傅雷之看好张爱玲，也正因她这难能可贵的弥补上。套用傅雷评《金锁记》的话评这篇作家论，我们可以这样说，毫无疑问，这一文章是４０年代张爱玲研究的最中肯之作，至少也该列为中国现代批评史上精彩篇章之一。

    与傅先生的文章相映成趣的是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②］他将五四时代的女作家与这两位４０年代的女红人作了这样的比较：“我们读了以前的冯沅君、谢冰莹、黄白微诸家的作品再来读这两位的，便生出了后来何以不能居上的疑问。因为前者都是向着全面的压抑作反抗，后者仅仅是为了争取属于人性的一部分————的自由；前者是社会大众的呼声，后者只喊出了就在个人也仅是偏方面的苦闷。”谭先生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不过，该文对张爱玲的技巧赞誉有加，他说：“张爱玲在技巧上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

    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集《传奇》初版不到五日即已售罄，《杂志》社趁热打铁，请沪上文坛的一些作家评论家出席“《传奇》集评茶会”。［③］会上，虽是即兴式发言，但也有一些有价值的看法。袁昌硕教授盛赞张的写人技巧，称小说中人物呼之欲出；苏青以“吞读”表达对张的喜爱与感服；谭惟翰指出张女士小说具有用词新鲜、色彩浓厚、比喻巧妙三个特点；吴江枫又补充了两点，一是制造氛围的手腕高，二是“凉”字用得多，读来有一种忧郁感；班公视张为一位从西洋来的旅客，观察并描绘着她喜爱的中国。而“她的笔法在模仿着《红楼梦》或者《金瓶梅》”。这里已初步涉及到中外文学对作家的影响问题。他还谈到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她的小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我认为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的文学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的地位的。”

    这些随意的发言，虽不够深入，但已涉及到张的文体特点，文学渊源和地位问题，可以看出当时文坛对张是格外注目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一篇题为《评张爱玲》的文章，它的作者是与小说家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胡兰成。［④］此文对其作品的分析很空泛，但却是第一个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的。他说：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的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唐文标将这段比较称为胡乱的吹捧，［⑤］似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胡的表述确有未说到点子上之弊。我认为，鲁迅与张爱玲有两点共通之处，一是皆十分注重对国民性弱点的挖掘。张非常佩服鲁迅对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揭露，她自己亦是描绘人性弱点的圣手。如果说鲁迅侧重对国民性的传统文化之根的探索，那么张爱玲更多表现的是中外文化在“犯冲”的洋场背景下开出了什么样的奇花野果。其二，这两位作家皆具有极强的文体意识，茅盾说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种新形式，大体是公正的。张爱玲探索过多种文体，最后形成了她自己的风格。

    挖掘人性，探索文体，是优秀作家的成功之路。在这些方面，鲁迅和张爱玲都有出色的贡献。不同之处在于，鲁迅首先是个思想家，他以文学为批判旧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具有典型的启蒙主义作家风范。张爱玲却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更带有自由主义作家的气息。因而在人性针砭、文体表现上呈现迥然不同的风貌。

    ４０年代还有一些或长或短的评论张爱玲的文字，但其学术价值不太高，恕不赘述。［⑥］张爱玲成名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相持阶段有相持时的相对平静。当时斗争的文学没有了持久的阵地，伪政府的和平文学无人理会，软性的消遣之作泛滥成灾，纯文学的创作几近空白。张爱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一个纯文学作家的身份对上海文坛和现代中国文坛作了一个漂亮的填空。她的出现，是她的幸运，是文坛的奇迹。各路人马把眼光盯上了她，因此对张爱玲的研究几乎在张刚成名就开始了，而且有着较高的起点，有着良好的开端。

    （二）６０—８０年代　海外

    ５０年代，张爱玲奔波于香港、美国、虽有不少创作，但如同她行居未定一样，评论界对她亦未有太多注意。然而，张氏作品本身的魅力依然，价值既存，迟早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１９６１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张爱玲第一次被写进文学史，且占了长达４１页（汉译本）的最重要篇幅。

    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蔓殊菲尔、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某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夏著对《传奇》评价很高，他准确把握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在于：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发等。他称《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作者还简明探讨了张爱玲与中外文学的关系，指出：“张爱玲受弗洛伊德影响，又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受旧小说影响之最深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给她摸透。”但作者在论述《金锁记》时又道：“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严谨。《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来看，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两段文字有一些矛盾之处。

    夏志清是第一位较完整评价张爱玲的评论家，且给她极高的文学史地位。在一本书的序中，他还说道：“以‘质’而论，实在可同西洋现代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至少在美国，张爱玲即将名列李白、杜甫、吴承恩、曹雪芹之侪，成为一位必读作家。”［⑦］

    夏志清的张爱玲研究，尽管有时显得论断多而论证不足、枝蔓杂芜不够严谨，但闪烁着不少真知灼见。他对张氏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尚未得到普遍赞同，但他激发了人们对这一作家的极大兴趣，台港大陆学者对张爱玲研究的热衷，莫不与夏著有关。

    张爱玲两度在香港生活，前后十余年，香港读者显然十分喜爱这位擅写香港传奇的作家，她的作品多次印行，根据她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早已上映。但更重视张爱玲的是台湾。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作品研读方面，台湾学者作了大量的扎实的工作。

    唐文标的资料搜集与研究引人注目。他所编纂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⑧］和《张爱玲卷》［⑨］等书，搜列了与张有关的文字、图片、并编有作品系年，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材料，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相比之下，他的《张爱玲研究》一书并不如他的资料工作重要。［⑩］这部两百多页的专著，由两篇长论组成。他说：“我认为她代表了上海的文明——也许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表现。她的小说，表现出几重新旧矛盾的结晶。”“她是这个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唐先生详尽分析作品，为张爱玲笔下的遗老遗少家庭画像、制表、写族谱，很有意义。但他的划分未必精确。《封锁》中的吕宗桢、吴翠远，《桂花蒸的阿小悲秋》中的哥儿达，《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也被他划为遗老遗少系列，显然缺乏根据。

    张爱玲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感伤之中不缺少斯文扭捏的小趣味，但没有恶意。”［①①］唐文标先生引用这句话，并与张的小说相联系，认为二者无多大区别，因而“她是一个活在新时代中的租界上海的旧作家。”这一看法与其对张爱玲的总评价有矛盾。难道鸳蝶小说也有如唐文曾肯定过的那样重要的文化历史意味吗？把张爱玲与鸳蝶派混为一谈，无疑否定了张爱玲。

    另一较为重要的专著为水晶所作《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其第一篇是作者访问张爱玲经过的实录，提供了在美国生活期间的张爱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如张的读书、生活习惯，写作《第一炉香》等小说的经过，对沈从文、鲁迅的看法及张对自己作品的评价等。

    这部论著主要讨论张氏小说的象征与意境，有不少新见。他认为张的心理描写技巧远甚于郁达夫，后者呆板粗糙；他运用神话原型理论解析《倾城之恋》是“祸国殃民的美人”的现代版，似有些牵强；他指出《第一炉香》与亨利·詹姆斯《淑女画像》结构上的相似性，从而说明小说表现了逼良为娼的环境使纯朴少女走向堕落毁灭的过程；他认为五四以来写男性心理最成功的，当属《红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他专门分析过张小说中的镜子意象，等等。这些看法，都是富有启发性的。水晶先生对张的总评价是：粗看象章回小说，但貌合神离，精神技巧近西洋，是属于现代的。

    台大中文系教授先生主编过一部题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一书，［①②］这是其专门研究张爱玲的研究生的论文集。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分析和艺术分析两大内容，亦有不少新锐敏捷的看法，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似为该书的共同点。

    还有一些论著与资料集，笔者未见其完貌，不敢妄评，特列于文后，聊以备考。［①③］

    （三）８０—９０年代中叶　大陆

    翻开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大陆的任何一部现代文学史的专著或论文，都不会发现张爱玲的名字。历史有时候真像任人打扮的姑娘，但终究会现出不可移易的本源面貌。８０年代初，研究界解放思想，大批现代作家或重回文学史家园，或重换了面貌和座位，但很大程度上是让他们回到５０年代的棋盘上，更深入的研究发掘须待史家们更新文学史观念。随着研究的深化，随着海外华文文学的开创和发展，张爱玲终于“浮出历史地表”，被史家们请回文学史，并开始在４０年代文坛的最偏僻一角给了她一小块地盘。第一个引荐者是谁？现已不易细查。但应该最早提到的一批研究者至少有赵园、颜纯钧、李子云等。而１９８５年出版的钱理群等四人所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使张爱玲第一次被列入大陆文学史排行榜。［①④］比这本专史更早的是一些研究者的专论。赵园在１９８３年即有评《传奇》的论文［①⑤］她着重阐发了张的洋场小说的认识意义，并提请研究界注意这位独特作家。几乎与此文同时，颜纯钧亦有专论张氏小说的文章面世。［①⑥］他认为张承继古代传奇志怪和说故事传统，刻划人物方面又吸取了西方小说方式，形象有相当深度，但也有不少脱离时代环境之作。李子云则将张与受其影响的白先勇、施叔青等作家作了一番细致中肯的比较。［①⑦］

    还应特别提到柯灵先生。他的《遥寄张爱玲》在两家颇有影响的杂志上同时刊出，［①⑧］深受读者注意。柯灵以老友身份回忆往事评价人物，肯定其才华，指斥其在政治上的盲视，颇有史料价值。

    如果说４０年代的傅雷等人的文章是国内张爱玲研究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８０年代初、中期可视为第二阶段的起始探索期。两者相距４０年，实在叫人感叹不已。这些文章并无特别的惊人之论，激发兴趣、平面介绍是共同特点，平实地描述了张爱玲其人其文的基本特征。既吸引了研究者和读者的视线，又为此后的研究铺下了几块坚实的砖石。

    大陆读者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这位年过六旬的“新”作家，８５年后，她的小说散文迅速地被多家出版社推出并倍受欢迎。而学术界对张爱玲的兴趣，与夏志清小说史中译本的传入关系极大，这是勿庸置疑的。

    从１９８７年起，张爱玲研究论文明显增多。研究日渐细致深入，范围更加广泛。既有综合探讨其小说艺术之作，亦有单篇分析；既研究其早期（理应是重点），亦注意其出国后的创作；既讨论其小说，亦析介其散文；既评价作品，亦剖析其人的思想并探讨文学史地位。不仅格局基本铺开，而且出现了不同意见。资料整理也渐受重视。这是研究较前深入的标志。

    综合探寻其小说艺术特征的专论较多。胡凌芝指出，《传奇》“开拓了都市文学新局面，使张爱玲独占鳌头。”［①⑨］饶岚子、黄仲年合撰的论文指出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的一面”的高手。［②⑩］“王剑丛在比较中得出张爱玲是现代作家中最专注于“恋爱、婚姻”的作家，其婚恋描写与时代关系淡漠，而是指向人性、人性的恶的一面。［②①］刘川鄂则认为《传奇》及张氏同期诸作，不仅是认识４０年代洋场社会的窗口，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末路人没落历史的见证，是中外文化在租界洋场这一特殊景地上撞碰异化的写照。［②②］表述各有不同，但大都注重从题材入手探讨其独特而深刻的文明与人性的认识价值。而这，也正是张爱玲小说能久经时间考验仍流光溢彩的内蕴所在。

    她的神奇的艺术魅力，也吸引着众多研究者。胡凌芝从象征、意象、心理描写和语言特色方面多方概括，［②③］饶、黄的论文格局与胡近似，但表述较有个性。［②④］尤其对张的小说结构与语言风格的分析清晰细致，认为其结构多变，纵横自如、有完整美和节奏感。其语言则是华糜中有素朴、流丽中见凝重，词旨多寓篇外，耐人寻味。不少学者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现代小说对张的双重影响以及张的创造性转化。有人认为张的题材与宋话本小说中人鬼离合故事、世故邪俗的市井风情类似，具有阴柔美；［②⑤］有人将张爱玲作品与通俗小说比较，评价她“以通俗小说为基面，铸入新的表现技巧，并把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刻画，和我国传统小说的意象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②⑥］从而把通俗小说提高到新的层次。

    单篇分析中，论《金锁记》最多。其中以朱家宏的文章较为深透。［②⑦］在讨论七巧性格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同时，着重剖析了七巧变态人格的三个层次：性变态心理、仇恨与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前两点以往的研究有所涉及，第三点则是朱文的独到发现。金宏达从《十八春》入手分析了这部长篇在张爱玲创作道路上的独特性，显露了作家思想倾向的变化，也在向通俗小说靠近的同时保留着原有特色。［②⑧］张国桢从“启悟母题”角度分析《茉莉香片》和《第二炉香》，指出张的作品“包藏的是真正现代派作家所关注的人性问题的深刻内涵。”角度新颖，论述富有启发性。［②⑨］

    从创作心态的角度把握张爱玲，比起单纯地从作品内容、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显得更有立体感。因此，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③⑩］赵顺宏《论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③①］和潘学清《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③②］等文是别致可读的，他们都试图解析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位作家的独特人格和文风。宋文从身世环境等方面认定“失落感”是张的基本心态，因而导致了作家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并使作品充满了“荒凉感”、“孤独感”、“自卑感”。赵文将张爱玲小说中的错位表述为人物与时代的错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错位，而这正是与小说家的特殊心理状态分不开的。潘文在现代作家普遍的“离家”与“怀乡”情结的冲突中把握张爱玲“无家可归感”的独异意义，据此概括张氏批判封建性的独特角度以及价值和局限。

    注重张爱玲与海派文学的比较分析，是近年的研究新动向。刘川鄂认为张氏深化了洋场小说的内容，拓展了海派的表现力。”［③③］在这一领域里，如果说鸳鸯蝴蝶派是一片草丛，张爱玲则是一束鲜花；如果说新感觉派是一阵奇风，张爱玲则是一株茂密的大树。”杨义将之称为“海派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夸她具有鲜明的“才子＋浪子”的真正艺术家品格。而《金锁记》更是海派小说罕见的杰作。［③④］吴福辉盛赞张对旧家族在大都会的际遇命运的精细表现，认为她的都市最贴近上海的真面目，并深入到现代都市哲理的层面。［③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