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8日，日本军队在香港登陆，一场战乱无情地降临，张爱玲和她的大学同学的罗曼蒂克的未来之梦还未做成，突然被炮声惊醒。
尽管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相信“坚清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但是战乱还是要给他们烙上印痕，让他们在这些不相干的“生趣”里认识认识这乱世现实的悲喜，认识自己的软弱、渺小、自私与乱世中求生的本能、人生的况味。
初听到开战消息的时候，着实给她们一种可怕而又刺激的兴奋，连平时怕被强奸的月女也跑到阳台上看排队的兵走过，还大惊小怪地叫其他女孩子也来看。宿舍里一个女同学着起急来：“怎么办呢？没有适合的衣服穿呀！”
这个姑娘是个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场合需要的不同行头，从水上跳舞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有适合各种场合的衣服装束，唯独没有准备打仗时的衣服。后来，她借到了一件灰布棉袍，为的是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不致有大多吸引力，宿舍里的学生在战乱中也各奔前程，战后，人们发现她剪短了头发，梳成男式的菲律宾头。
有的时候，战时还偏偏需要鲜艳的衣服。另一个女孩苏雷伽——马来半岛上一个偏僻小镇里出来的“西施”，瘦小，棕色皮肤，睡沉沉的大眼睛与微微半露的白牙，像一般修道院里受过教育的女孩子一样，她曾天真地问医学课上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被人们当作笑话。但是，当一颗炸弹掉在她们宿舍的隔壁时，舍监要大家下山避难，苏雷伽却并没有忘记要把她漂亮的衣服整理起来，尽管许多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沉重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衣服好像生命一样，或许比生命还重要，漂亮的衣服就是美丽的人生的标志。苏雷伽在红十字会充当临时看护时，条件当然艰苦些，但是她不会忘记穿上那赤铜底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然可惜了衣服，但还是值得的，那些男护士同她混得很好。她的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充分的自信心，同那些男护士们一起吃苦，一起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习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于她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与教育。张爱玲和其他大多数同学一样，对战争能不理睬的一概不理睬，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她们还是像往常那样地生活。有时候，虽然被惊吓得有点反常，但仔细分析起来，仍和往常一样的作风。像艾芙琳，她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能吃苦，担惊受怕惯了。可是当邻近的一个军事要塞被轰炸的时候，艾芙琳第一个受不住了，歇斯底里起来，大哭大闹，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把旁的女学生吓得一个个面无人色。悲观是悲观，但她的悲观是健康的悲观，宿舍里的存粮眼看要完了，但艾芙琳吃得比平时都多，而且劝大家都努力加餐，因为不久便没有吃的了。
宿舍的人未尝不想节俭，想试行分配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挠，她整天吃饱了就在一旁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只有乐天派的炎樱胆子大，她们的一个同学本想去非洲看撒哈拉沙漠，直抱怨打仗破坏了计划，炎樱劝她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是不会给炸光的。”（12）在日兵的轰炸中炎樱敢于一个人冒死赶到城里去看五彩卡通电影画片。看完电影回来，独自一人到楼上洗澡，一颗流弹打碎了浴室里的玻璃窗，她也不在乎，仍旧在浴盆了泼着水，高声地唱歌。舍监听到歌声，大大地发怒，炎樱还是不在乎，好像是对众人恐怖的有意的嘲讽。对大多数而言，香港只是一个繁华的荒漠，熟悉的陌生，可爱的疏远。香港是中国的一块土地，但却是英国统治的地盘，对中国学生而言，香港的抗战是英国的抗战；对英国人而言，香港的灾难是中国的灾难，不管是中国的、英国的、还是华侨或其它什么国籍的人，港战只是一场灾难，像天灾一样，至于其它什么意义，实在不了了。因此，对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比喻，像一个人坐在板凳上打瞌，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香港大学停了课，战争使学生们免去了年终的大考，这对学生来说是千载难逢的盛事，港大的学生乐得欢蹦乱跳。接着学校又停止了办公，异乡的学生无家可归，不参加“守城”工作，就无法解决膳宿的问题。这样，张爱玲和一大批同学就到了防空总部报了名，当了临时看护。刚领了证章出来，就遇着空袭，他们从电车上跳下来，向人行道奔跑，缩在门洞里不出来。门洞子里挤满了人，浓郁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挤满了一洞。张爱玲从人头上往外看，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人们早已都躲开了，电车外边，浅浅的太阳，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
她觉得非常难受——自己竟会死在这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样躲在门洞子里就是尽了防空团员的责任？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还未得容得她多想，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来呢？但是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天上的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顶，她把防空员的铁帽于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儿，才知道自己并没有死，炸弹落在了对街。飞机刚过，一个大腿上受伤的小伙子被抬了进来，裤子卷上去，稍微流了点血，但他很愉快，因为他是群众注意的集中点。飞机继续掷弹，但渐渐地远了。
警报解除后，大家又不顾命地轧上电车，唯恐赶不上去，牺牲了一张电车票。
在围城的十八天里，张爱玲受到许许多多的苦，吃不饱肚子，做防御工作的人员只分到一些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活下去。接连两天，她什么都没吃，飘飘然上工去。在这里只有飞机忙着在天空中转来转去掷炸弹，防空人员钻在防空洞里倒没事干，她闲着无聊，好在住扎在冯平山上的图书馆里，可以找些七零八落的小说消遣，把以前浏览过的《官场现形记》、《醒世姻缘传》再读一遍，一面担心炸弹能不能容许自己把这部书读完，字印得很小，光线又不足，她怕眼睛又受不了，但是生命都朝不保夕，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生与死只是刹那间的事。
港大历史教授佛朗士上周随志愿兵操练时，还通知爱玲他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想不到现在“练武功”竟然送了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生命就在枪弹的一瞬间结束了，脆弱的生命啊！爱玲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吃惊，她更吃惊的是佛朗士是被他们的英国同胞打死的。他像其他在香港的英国人一样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在思考着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
佛朗士是一个很受人喜欢的教授，一个豁达幽默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了，中国字也写得不错，爱喝酒，曾和中国的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姑庵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烟稀少处造有三幢洋房，一幢专门用来养猪。家里不装电灯和自来水管，因为他不赞成物质文明。汽车倒有一辆，破旧不堪，也不是自己坐，而是给仆役们买菜赶集用的。他的脸孩子似的圆滚红润，圆下巴，磁蓝色的眼睛，头发已经显得稀疏了，颈上系着一块暗败的蓝“母”字宁绸作为领带，他上课时不停地抽烟，鼻子一直像两个烟囱冒着烟。衔着烟讲课，他的嘴唇上永远伶伶地吊着根香烟，随着说话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从来不曾落下来。抽完的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一群女学生蓬松的卷发上飞过，很有着火有危险。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解，任何严肃的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和她的同学们在这里得到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本来可以学得更多更多，但是佛朗士已经死了，而且是最无名最无谓的死，算不上“为国捐躯”。
活那么艰难，死却如此容易，一切都可能在转眼间变样。房子可以成为废墟，钱可以成为废纸，人可以成为冤鬼，朝不保暮，生命像飘忽在半空中的一缕游丝无牵无挂，空虚的，无定。活着的人急于要抓住点什么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的人非常多，香港报纸上常常满满地登着结婚广告。爱玲见到一对男女到她们防护办公室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男的是一个医生，在平时也许并不是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现在他不时地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个看护，个子矮小，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一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坐在这里等人，默默地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为这战时的悲苦气氛，增添了一丝笑意，也为自己朝不保夕的生命力注入一丝快乐的希望。假如炸弹来了，命归黄泉，也算是弥补了生命中这个缺憾。“要做什么，立刻去做，不然都来不及了。”这是香港人，当然也包括张爱玲从港战中得到的历史教训。十八天后，仗终于打完了，香港彻底沦陷了，人们可以暂时活下来了，这已经是喜欢得不得了。这一群女大学生们，可以仰着脸欣赏天上飞的日本的飞机而不必担心炸弹落在头上了。她们又嘻嘻哈哈地满街乱跑，寻找冰淇淋和口红唇膏，她们进城去撞进每一家吃食店问可有冰淇淋卖，只有一家答应明天下午或许有。第二天，她们便步行十来里路前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虽然里边吱咯吱咯全是冰渣子。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的、卖西药的、牛羊肉罐头，卖慌乱中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累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又是一番热闹的景象。她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张爱玲学会了女人买东西式的消遣方法。
战后的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到底人违反不了天生的本能，吃这项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份的注意，在感情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吃成为人们最大的生活乐趣，卖吃的也就成为最时髦最有利可图的职业，学校里的教授，洋行的职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作了饼师，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有这些看起来衣冠楚楚的人蹲在小风炉边炸小黄饼、萝卜饼、甜面包和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
一群馋嘴的男女大学生便成了主顾，吃不惯学校里有浓烈肥皂味的椰子油烧菜，就来到街上找吃的，她们站在摊头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尽管尺来远的边上就躺着穷人青紫的尸首，她们仍吃得津津有味。
张爱玲的“职业”是和其它女同学们一样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
临时医院里除了由各大医院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其余的大都是中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趁火打劫者。她们在这里见惯了各式各样的人，活的，死的，看得多了，也就无所谓了，对死伤病员，麻木得没有怜悯，没有惊慌，没有感觉。一个有钱的病人，雇另一个病人服侍他，却穿着宽大的医院制服满街逛；有的病人将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病院制服裤子席卷而跑。
病员在这里有吃有住，时间长以后，倒不想出去了，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换药时每每用温柔的眼光注视着伤口的新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至于重病的人，乱七杂八地躺着或坐在临时医院的临时病房（那原是港大男生宿舍的餐室）里养病。
爱玲她们常常要值夜班，夜里没有什么事可做，便坐在屏风后看书，还有宵夜吃。有一个病人，民骨上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极点，面部却反倒像是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挠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地叫着，爱玲在屏风后听着并不理睬。她听着只觉得心里发毛，那样的恶心，他在那里受磨难，还要别人也受磨难，虽然她心里也为自己这样不负责任、没良心自我谴责，但还是不理睬，终于把一房间的病人闹醒了，帮他喊“姑娘啊，姑娘啊”。爱玲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的床前，问道：“要什么？”这病人想一想，呻吟道：“要水。”其实他只是难受，什么也不要，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爱玲知道，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
这病人叹一口气，静了一会儿，又叫，叫不动了，还在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深夜，爱玲去烧牛奶，穿过病房，多数病人都醒来了，眼睁睁地望着牛奶瓶，被她拿着走过。到厨房里，她把牛奶倒进铜锅里煮，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奶香引得隔壁病人的馋涎，那个拖长腔喊”姑娘啊！姑娘啊“的闻到牛奶香，跟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里只点一支白蜡烛，爱玲不理这个病人，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天快亮的时候，这个病人死了。几个女大学生将病人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后，便躲到厨房里，吃用椰子油烘的一炉小面包，味道不错，颇像中国的酒酿饼。她们在这样冷漠自私的环境中，也学得冷漠，自私，若无其事地活着。只有炎樱那么热情，自告奋勇地为病人理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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