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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2/2)

    一为政治偏才,指大臣之才。这种人才天生具有某个方面的专长,适宜管理某个政府部门或处理某类具体政务,故各有其名号。

    一为政治全才,指理想的君主或圣人。圣人具有“中庸之质”,勇而能怯,仁而能决,威而不厉,严而不怒,质而不缓。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

    君主与人臣的区别在于群主为全才,人臣为偏才。君主是主德之人,“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

    最高统治者的本性在于平淡无味,他目不求视,耳不参听。他的职责就是任贤使能、垂拱而治。

    而偏才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办于一官,而短于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

    刘邵认为平淡无味、无形、无名、无为为全,是中庸至德,而有形、有名、有为是偏,是人臣之任,前者为主,后者为用。

    这些思想在政治上为君主提供了知人善任,驾驭群臣的“君人南面之术”。

    中庸之德本出于儒家,而无形、无名、无为是道家思想,刘邵已经用无形、无名的道家思想去解释儒家的“中庸之德”,具有授道入儒的色彩,

    《人物志》已经接近于玄学,对儒、道思想的融合是成功的。但并不意味着儒道二家思想体系的矛盾全面调合,而仅仅反映了为之所做出的努力。

    作为中国的两大思想流派,儒道各自有着完整的思想体系。如何调合这些矛盾,使儒道两家哲学得以内在融合,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哲学,是整个魏晋时代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魏晋玄学所问答的学术主题。

    虽然各个时期的具体矛盾各有特点,玄学流派的命题也多种多样,但无不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

    汉魏之际,儒道同异这一矛盾才刚刚展开,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对于这些问题的作出了出色的回答,演奏了正始之音的主旋。

    《刘表传》:“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学立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因此负书荷器远道而来的学者达到300多人。

    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一书中认为荆州儒生中最有影响者首推宋忠。

    宋忠为《太玄》作注,而王肃师承宋忠。“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宋忠的资料所存无几,而王肃留下来的唯一完整的著作就是《孔子家语》。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写到:“此本自肃始传焉,考《汉书·文艺志》有《孔子家语》二十七卷。。。王柏《家语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成之。”

    因此《家语》代表的其实是王肃的思想。

    而当时郑玄的“通学”即“综合学派”已经流行50多年。王肃假托孔子及孔子子孙之言,讥短郑玄。而且《孔子家语》最大的特点就是用道家的思想去补充和论证儒家的思想。何晏称王肃对《论语》的注释是“义说”。

    《志·三少帝纪》:“甘露元年,帝问曰:“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峻对曰:“臣奉遵师说,未喻大义,至于折中,裁之圣思。”

    这段话表明当时的王学已经不是和郑学分庭抗礼,而是有盖过郑学的势头。

    然而王肃本身是站在维护和挽救儒家学说的立场上,以老子的道家思想去补充和证实儒家的学说,反映出当时两家思想的靠拢和转向。正始年间的玄学是则把二者的关系颠倒过来,以道家思想为本,儒家思想为末。王肃的思想也表明当时儒道兼综其实是一种大流。

    《文心雕龙·论说》云:“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徒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

    庄园文化:

    《后汉书·仲长统传》说仲长统所憧憬的人生理想,他希望在一个“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的地方建立一个“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的大庄园,“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入帝王之门哉!”

    仲长统在《昌言》中描绘了汉代豪强地主的庄园规模:“豪人之家,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贫苦的农民依附于显贵的世族,被称为奴客、僮客。豪族也会用军事编制来组织他们,因此也被称为部曲和家兵。

    依附于豪门的农民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兵役,豪门世族依靠自己的坞壁堡垒割据一方。

    曹操时期,对拉拢名门世族毫不含糊。田畴曾率领宗族及附从数百人,进徐无山中建立庄园,招揽宗族。数年之间就聚起5000多家,并制定“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至道不拾遗。”

    徐无山成为有法令、有军队、有礼仪、有学校的独立王国。田畴投靠曹操后,曹操不但赞扬他所作所为,还称之为“量时度理,进退合义”的举动。

    李典同样也是豪门世族,他依附曹操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坞壁堡垒,而是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充实曹操的实力。

    对于豪族的这种做法,曹操并没有力量悍然禁止,豪族自然也不会受曹操的约束限制,更不会向曹操缴纳赋税。曹操对他们只能采取任其自然的政策,争取他们的归附。

    到曹睿、曹芳时代,屯田制随着豪门世族的势力逐渐加强而遭到破坏。

    曹爽专权时与何晏等分割洛阳、野王两处典农部的桑田数百顷。魏末还发生了赏赐屯田户的事件。

    《晋书·王恂传》:“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

    租牛客本是租用政府耕牛的屯田户,此时由政府赏赐给官吏,屯田户就变成了私家的部曲,同时保持了不服徭役的权力。因而农民为逃避徭役纷纷投奔到私家门下。

    经济上中央政权和豪门世族的矛盾表现在屯田制和庄园经济的矛盾上,在政治上这一矛盾反映在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上,中央政权想垄断选官的权利,实行下来的结果却是豪门大族把持大权,与曹魏政府的初衷南辕北辙。

    这种中央政府与豪门世族对峙的局面,在曹魏时期政治、经济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而曹魏政权所想的是与其有所奢望还不如承认现实,只要豪门世族不直接与朝廷对抗,仍然可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质。

    在官场上,这些士族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官僚,以儒家纲常作为治国的武器,建立了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清谈场上,又表现为人格平等的名士,以道家的人性自然为寄托,自由交谈,探求真谛。

    庄园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文化。

    这些士族带有老庄印证的人生理想可以在庄园逸乐中部分实现。

    士族庄园经济从它诞生之日起,不断巩固士族阶级的个体独立的意识和自由的思想,成为魏晋思想解放的原动力。

    玄学简略:

    魏晋时一般把“玄学”称为“玄远”之学

    《世说新语·德行》引《魏氏春秋》:“上曰: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

    陆澄《与王俭书》:“晋太兴四年,太常荀菘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时政由王、庾,皆俊神清识,能言玄远,舍辅嗣而用康成,岂其妄然。”

    “玄学”二字最早见于西晋

    《陆云传》:“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

    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如果给“魏晋玄学”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可以表述为:

    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

    【何晏】

    建安年代的假子:

    动荡的建安年代,中原霸主曹操娶了一位年轻的寡妇尹氏为妻,同时也收养了他年幼的儿子。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体弱多病的养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曹操的理论和实践直接导致了汉魏之际传统儒学向形名法术转变的化,那么何晏创建的融各家于一体的玄学思潮又否定了曹操的名法,影响中国长达几百年之久。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人。生年不详,一说其祖父为汉末大将军何进,一说为何苗。但何苗是何进的弟弟,二人都是灵帝何皇后的兄弟。

    然而《太平寰宇纪》记载何晏的坟墓在庐江县。汉魏时期盛行归葬,即某人客死他乡,其亲属或门生故吏往往不辞艰辛将其遗体送回故乡安葬。政府对行刑的法人也是如此。

    何晏被杀于洛阳东市,其墓却远在千里之外的庐江,可以说明是归葬习俗所致。但也不能排除后人伪造的可能。

    总之没有地下发掘的实物或文献资料推到《太平寰宇纪》的记载,那么何晏的籍贯和家世永远都带着问号。

    曹操这种人物在临终前也会拉着姬妾孩子留下嘱托。“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伤哉!昔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可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爱亲子是人之常情,但曹操对随母进宫的秦朗和何晏也一视同仁,“并见宠如公子”。对于秦朗,曹操就经常带他出席宴会,还向宾客炫耀:“世人有爱假子如孤者乎”而对于何晏,曹操似乎更为喜爱。

    《御览》卷三百八十五引《何晏别传》曰:晏时小养魏宫,七八岁便慧心天悟,众无愚智莫不贵异之。魏武帝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晏,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

    又引《世说》曰:何晏年七岁,明*慧若神,魏武帝奇爱,以晏母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曰“何氏之庐”。

    又卷三百九十三引《晏别传》曰:晏小时,武帝雅奇之,欲以为子,每挟将游观,命与诸子长幼相次。晏微觉,于是坐则专席,止则独立。或问其故,答曰:“礼,异族不相贯伍。”

    何晏自幼聪明并因此深受曹操赏识,但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对何晏行为的描述展现的是一个拘谨甚至自卑的少年形象。

    这与《魏略》的说法大相径庭:“苏(秦朗)性谨慎,而晏无所顾惮,服饰拟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假子。”

    可见谨慎的是秦朗,而何晏则是随心所欲,以至于引起曹丕的反感。“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立,颇为冗官。”

    从史实上看,《魏略》的说法比较可信,曹丕和曹睿似乎都不喜欢何晏。而秦朗在魏明帝时期,与皇帝出入同行,还被皇帝昵称小名“阿苏”,“数加赏赐,为起大第于京城中,四方虽知朗无能为益,犹以附近至尊,多赂遗之,富均公侯。”还差点成为曹芳的顾命大臣。

    《魏略》将秦朗归于《佞幸篇》,可见其为人乖巧和所受宠幸。也侧面说明何晏在曹丕父子眼里并不是唯命是从的“养子”。

    何晏似乎是一个既自卑又孤傲的人,寄人篱下、体弱多病使其性格比较孤僻,如离众公子独坐;曹操和母亲的溺爱加上何晏本身漂亮的容貌和聪明,又使其孤傲,如“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

    复杂的性格造就的是复杂的形象。

    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英年早逝,曹睿继承皇位。但何晏的命运并没有发生大变化,只不过从“无所事任”变为了“冗官”。

    大概因为和金乡公主结婚的原故被封为关内侯,并添上了“驸马都尉”这个皇亲国戚一般都能得到的闲散虚职。

    如果说曹睿有时也要用到何晏的话,也只是让他陪同游宴,作点诗词歌赋来歌功颂德。

    何晏曾经为曹睿新建的景福殿作赋,为曹睿粉饰太平。虽然何晏在该赋中躲躲闪闪的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要求实行无为而治,但这些都是现代研究者们所发现何晏玄学思想的萌芽。在当时朝中也没有引起什么大的波澜。

    曹睿更关注何晏的地方是他的漂亮外表。“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夏日大汗,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来说,曹睿给他的待遇也不算太低。但何晏出身王室,才华横溢,有理想有抱负。

    当时,在何晏的朋友中和他一样自认为受到曹睿不公待遇的青年官员有曾被一度罢官的邓飏,以及著名青年士人领袖夏侯玄。

    “浮华”案

    夏侯玄,字太初,族祖父夏侯惇,从祖父夏侯渊,老爸夏侯尚。夏侯尚与曹丕私交甚密,位至征南。

    黄初六年,夏侯尚去世,年仅17岁的夏侯玄继承父爵,太和二年以“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

    自曹丕时代*开始,散骑黄门侍郎多由青年才子担任,作为高层政治人才的锻炼与储备机构。

    曹丕曾专门下诏解释散骑侍郎的政治意义:“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

    但皇亲国戚中的平庸之辈,也会依靠裙带关系进入散骑显职,如曹丕时孟康靠郭皇后的关系居该职,被时人所讥笑,“号为阿九”。

    夏侯玄初任散骑时就遇到这种人,曹睿宠爱的毛皇后出身于“典虞车工”家庭,其弟毛曾愚笨且粗俗,借皇后势力挤入散骑侍郎行列。

    与夏侯玄“朗朗如日月之入怀”的气质形成鲜明的反差。曹睿使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时人况且如此,夏侯玄本人当然更加不爽。这位以气量弘大著称的人物也失去了自制力,“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明帝恨之,左迁为羽林监。”

    曹睿对夏侯玄这还算客气的,他不愿彻底得罪夏侯氏家,只是将其逐出散骑黄门侍郎了事。

    于是乎,何晏、夏侯玄、邓飏等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物结合在一起,成为洛阳上层青年士人中已经形成的交游清谈活动的活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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