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去了的事

    于是离高考还有三天时间，我跑到县里招生办，提出要求改准考证，将已报考的大学改为中专，招生办的人说为什么，现在时间来不及了，不给办，硬生生的话给顶了过来。我好说歹说，他问，怎么改啊，反正改不改也考不上，我说改个中专吧，他倒很痛快的给改了个中专，于是我拿了个中专的准考证，把大学的准考证给了他们，就这样我只能考中专，大学给取消了。那一年的高考报中专就是考中专，报本科就是考本科，不能越级考，国家以后才改正过来。我拿着考中专的准考证，一颗心才算安静下来了，这样考不上也不会太丢人，但是，那次高考初考的题目在初试时是中专和大学一张卷，这是我万万没想到，当我拿着改成中专了的准考证给了陆基林看的时候，他大吃一惊，感到我太不可思议，你觉得自己不行，但不是白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吗？他又鼓励我，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只要正常发挥，完全能考上一所学校的。其实，恐怕他连自己能不能考上也难说，但陆基林的水平我知道，他的数学相当好，仅证明一个公式的数学验算就能写几页纸，而且脑子很够用，根本没有慌乱的时候，晚间他为了休息好，经常用一条白毛巾放在头上用来镇静脑子，而且学习起来也是不要命。我感到他一定能考上，他若考不上恐怕中国就无人能考上了。

    总算考完了，十一月中旬考试，整个考试中，一切顺利，在县的第一小学教室里进行的，秩序良好，大家很守规矩，老老实实，只顾埋头做试题，直到铃声响起，有些考生还手忙脚乱的在做试题，我只知道语文政治实在简单，比如政治题，简单到连“四人帮”名字是谁要全写上也要给一分。这次考试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中专和大学的初试竟然是统一卷，就是说它们的难度几乎是一样的，这次我失算了，大概也预示着我今后经常失算吧。考试完后，全县人们议论纷纷，大家都在谈试题，好像人人会做考试题，说考试题是多么多么简单，答案应该怎样怎样，仿佛人人考试都能及格。凡是认识我的人见了我都会谈及考试，但几乎没人认为我能考上，那时能上个大学可就是神秘了。。

    我一年前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最近党组织让我填写了“入党积极分子考察表”，一般来说，只要填上这个表再考验几年就可以入党了，但是手续也非常繁琐，“入党积极分子考察表”一年也要填写几次。杨吉杰（他已经入党）是我的考察人之一，这些天来，天天都在讨论职工调整工资的问题，一个个的排队对比，但是对这些事情我已经不热心了。粮食系统要组织练扭秧歌，要求青年人都要参加，科里的秘书王海找我去商量此事，因为要我动员人员参加，扭秧歌的队伍很好笑，前面马春琴领头，她的个儿矮，约有一米五多点儿。而我则是穿个短大衣，在后面忽闪忽闪的扭，在粮食大院里，很多人排成一队形成一个大圈，结果领头的跑到了我的身后面，我这个子最高（一米八六）的和个子最矮（一米五六）的则在一起，扭啊扭的，也令人忍俊不禁。后来我和姚巍等四人吹唢呐，倒发现效果好一些，吹唢呐就要求一个调，四个人练了一会儿就可以通过，给他们扭秧歌的吹唢呐也不是好玩的，吹唢呐时间长太冻手指了，一会儿就要暖和暖和。

    曹军虽是个女孩子，来后分在面粉车间看箩，天天也弄个灰头土脸的疲惫不堪，因是在粮食住宿也愿意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打个羽毛球啦、打个乒乓球啦她也一起玩，这些男的在一起喝酒她也去混个局儿，久而久之，我们也把她看成一伙儿的了，倒也有了一些感情。一次她把她妹妹领来了，她妹妹在黑河，据说参加了体操队，小妹妹小巧玲珑，活泼可爱，我让她来个体操表演翻个跟头，小姑娘摇摇头说不行没有垫子，我才知道她这是专业用语，没有体操用的专用垫子是不行的。

    曹瑞钟是上海知青，七六年从县里的“红石磖子”（可能是在后来县有名的游览胜地茅兰沟）水电站入工厂的，虽是上海人但很能喝酒，为人豪爽大方，性格有些像东北人，他的爱人也是上海知青我们管她叫小刘。陆基林说过他第一次与未来的老丈人丈母娘见面的故事。说曹瑞钟首次登门拜访，见面也不客套，与对象家人喝酒时，边喝酒边吹牛，竟不知不觉喝多了，可能老丈人也陪这未来的女婿喝了一些。曹瑞钟稀里糊涂要解小便，大概酒多尿急，他竟然站起身来对着烧蜂窝煤的火炉便浇下去。事后就醉的不省人事大睡了一觉，这是出了个大洋相。以后却也没妨碍大事，二零零零年在上海，我去了他的家与俩口子喝了酒，我们一起回忆过去，不禁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