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去了的事

    当车缓缓驶出上海站时，我眼睛凝视着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心中默默的说到，再见了，上海，谢谢你，再见了。

    我二十岁，我在青春最美好的时候能来到这个美丽而繁华的城市，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这在四十年前并不是人人能做到的。再见了，亲爱的上海。我和孙洪更俩人静静的坐在火车卧铺上，列车在哄隆隆、哄隆隆的向前行驶着。殊不知，在这平静的时刻，在北京，党中央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战斗。

    我俩是在十月五日上车的，是十月五日这一天。

    这些抓起来的都是在上海发迹的人，在上海有他们的死党，如马天水、徐景贤之流，他们也知大事不好，动员武装民兵，准备武装暴动。我们在上海看到了种种迹象，都和此事有关，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他们为了抓住一点儿武装，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个工人武装民兵指挥部之类的组织，在那时风靡一时，他们也是准备万一时有个依靠。也是中看不中用，一点儿也没用，在上海只是咋呼了一下，也就偃旗息鼓了，算白忙活一场吧，党中央一下子就把“四人帮”给粉碎了。

    我俩在火车里坐着，一路上紧张兮兮，到了我们市里附近，气候由夏季直接入冬，我们冻的直打哆嗦。身着夏装的我们在卧铺连盖了几条毛毯也没用（卧铺里人少），我全然没了在上海时夏天穿的极少那股凉爽的派头，一下车就感冒发烧流鼻涕打喷嚏精神全无。

    回到了我们县，看到大家时倒没有问在上海逛的如何痛快如何过瘾时间如何长之类的问候，只是和杨吉杰、姚巍、杨永福等人吹了一阵这次旅游的观感。见人人表情凝重、严肃，看来只因毛主席去世、和“四人帮”被一举粉碎的事情有关。过去我们人人学习政治理论，经常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和《红旗》杂志简称为两报一刊）的社论文章，是“四人帮”长期控制着舆论宣传工具。

    我这个政治理论学习班成员能不受一点儿影响吗，但是回去以后不干别的事儿，十月九日上班后先做的是什么事，竟然是让大家翻看“人民日报”十月六日的一篇社论，有的话要全部收回上交，一份也不能少。这倒好找，因为在我们县六日的报纸最早九日才能到，这要是在“二所”那就真正的是报纸了，我在那儿时渴望的看到就是报纸，在二所常常是十来天来一次，所以称报纸为“抱纸”，一来就一大抱，我还是“报刊发行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