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孙洪更给我们买来了两个照相机，我和姚巍各一台，姚巍的是135的长城牌小胶卷的相机，我的是120的海鸥牌203折叠式大胶卷的相机，这样我们就全了。加上孙洪更已有的120双镜头反光相机，可以成立一个真正的摄影小组了。还有小宋的热心参与，在孙洪更的指导下，还买了放大镜头、伸缩皮腔、印相机的部件，很快做成了印相机和放大机。做印相机时还有个插曲，在印相机的中间部分需要一块磨砂玻璃，如两个巴掌大小，也没有卖这个东西的，怎么办呢？突然姚巍这伙计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能得到的方法，原来在我们县大路边上的县委办公室（又叫小会议室），他发现一面靠路边窗户上的玻璃是磨砂玻璃，为什么不去卸下一块咱们用上，我们大家拍手叫好，姚巍是真聪明！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太简单了。我自告奋勇的要求和姚巍一同去，于是我俩带上铁钳与螺丝刀子，在一个晚上我俩趁着夜色的掩护蹑手蹑脚地去小会议室从窗上起下了一块玻璃，这可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小偷小摸吧，回来后用玻璃刀子割好，安装上好正合适，真是心想事成啊。
好了，有了印相、放大设备，还可以用我们的宿舍做暗室，就差冲洗的显影液、定影液和印相纸和放大纸了，孙洪更又托人在上海买了大批的上述东西，这下可花了我的大笔银子，一次竟用了我的四十多元，我们买了印相纸和放大纸各一盒，还有定影液、显影液什么的，从此积蓄很少，有点儿入不敷出了。在买相机前我还给家里汇报了一下，我妈妈对我说：“年轻人买个那东西做啥用？你没见那文革初期的造反头头，脖子跨个照相机、戴个袖标、拿个抢来的破印章，耀武扬威的在街上走，算是个什么东西！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你的工作吧”！我无法反驳，笑而不答，从此妈妈无奈，怏怏而去。以后我们这个摄影小组就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为此，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几乎付出了全部的业余精力。
这两年，因有着旺盛的求知欲，渴望着汲取中外的现代科学知识，我个人订阅了不少的刊物，可以说能想到的都订了，《人民日报》自不用说，连当时的《参考消息》属于内部刊物，要党支部才能订，我也让苏师傅开了个介绍信给订上了，又陆续订了《地理知识》、《航空知识》、《科学普及》、《体育知识》、《科技参考》等刊物，我们县邮局的一位管订阅的姓韩的老同志很欢迎我这样的人，说在我们县也就你一个，以后他和我混熟悉了，又向我推荐可以弄一些优惠，外人搞不到的画报，如《阿尔巴尼亚画报》、《越南画报》，我们县无人订阅，也不贵，一个月一本仅一元钱，这些刊物一年要花去我五十多元，也是一笔大的开销，后来我还被县邮局评为我们县优秀报刊发行员，又有了个头衔。这些刊物中，尤其是《参考消息》对我影响大，它天天由国外媒体发表评论中国的一些事情，可以说在当时是中国的唯一向世界展开的窗口，使中国人能在世界评论中国时了解自己。《航空知识》、《地理知识》和《科学普及》这些刊物则开拓了我的知识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知识面，从中汲取了科学现代化的有关知识，两种画报既丰富了我的国外知识也给我们的摄影增加了一些素材和给人拍照的道具，当时能看到画报的人很少，《体育知识》则使我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有一阶段天天埋头看这些东西，也是挺忙的。
第七届亚运会在伊朗举行了，在收音机里天天收听这方面的新闻，这是中国首次参加亚运会，她们获得了奖牌还升了国旗。亚运会结束了，这是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共六百零九块奖牌，中国获得了一百零四块，金牌三十三块，名列第三。但在一些比赛中，我们为了帮助伊朗队，比如水球队则故意输给他们了，我们是屈居第三，我的确为中国打抱不平。要说是体育迷，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他们的绝对粉丝，对中国囊括跳水的前三名，迄今记忆犹新。还有女子体操，她们获奖牌升国旗时，那优美的身材，穿着极少的运动服，展现那修长的身体曲线，几个姑娘站在一起，真是又性感、又好看，又引发出人们对祖国的自豪感，记得获金牌的有蒋绍毅等人。我特别喜爱的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倪志钦也没跳过伊朗人，他的黄金期已过，这次仅跳了二米二四。
在国庆节期间，我又请假回到了二所家里，这一年又是松塔大丰收，天常常下雨，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大森林，但新鲜感少了许多。松塔捡得很劳累，人长大了，干活也踏实，一次我爸爸和我共捡了十八麻袋松塔，小黑狗让我爸爸打死了吃肉，关键是我妈讨厌这类小动物，天天让我爸爸处理掉，我爸爸无奈，打它时他闭着双眼，实在不忍心下手。一家人是欢欢乐乐，这次在家共住了九天，非常累，但捡了许多松塔，也算为家里做了贡献。
回到县里后，我就的确不愿意开手扶拖拉机了，天天啥事儿都有，谁家买个“柈子”也需我去，还不愿意拒绝。我怎能做这些事情，实际上事后想想自己的虚荣心在膨胀，远不是刚开手扶那会儿了，这个手扶拖拉机几乎人人都想开，而我已开腻了，于是写了个报告给厂长高贤民以种种理由说不愿干了。而且还想了个办法，就是因为天天睡不着觉，找了好朋友董桦和杨行国陪我去医院让大夫给开个失眠诊断书，想的办法也真是天真，他俩也编了各种理由骗大夫，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如此厉害等等，这些都是事先编好的，我这人是这样，想不干什么事情，要找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不想死皮赖脸的请求领导，当时即使不开手扶拖拉机领导也能给安排不错的工作，但大夫仅仅给开了什么“人参养荣丸”之类的中药，不能开“神经衰弱”这种病的诊断，劝导我要好好休息等话，用来打发我了事。
这一年，我却首次被评上了厂劳动模范和优秀共青团员，也是光荣的一件事。厂工会却又给我找了份额外工作。厂里要成立个什么“互助会”，这是做啥子的呢？那时家家生活困难，一人仅挣四五十元工资。有的家庭老老少少八九口人，省吃俭用也不够生活的，怎么办呢？于是当时的人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每个月发的工资，集中起来，对于生活实在困难的工人，可以先借一些。向谁借呢，向大家，发工资时每人先扣下十元或根据志愿可以更多一些，这样就多了，谁家不够打个借条先借着。一个月内必须要还上，这个松散的组织就叫“互助会”，属于厂工会管，算是行善。我在办公室弄了个桌子，因为杂事儿太多，也是领导青睐护着我，我才不得已接下了这个兼职外工作就是。这下子天天我可有事干了，每个月扣下的钱就要跑去银行存款，那时几百上千的可是个大数，实际上扣下后也就几百元。我厂的工人孙景贤这伙计很有意思，精力旺盛，干活是把好手，就一个毛病，天天不断酒，和老婆总是吵架，家里总是缺钱，每到发工资，就磕头作揖的找到我，要借五十元钱。“互助会”有个民约，每月借钱不能超过二十元，看他这个样，也觉得可怜，但他每个月都能还上，只能对他破例，有几个也是这种情况。我自愿储蓄了五十元，最多，杨吉杰、姚巍、各三十元，这些人生活条件好，都没借过，我还用毛笔写了两张大红纸，上面写有每个人的详细储蓄数字，只不过把标题“互助会储蓄金公布”中的储字拉下了，结果有的人就问，啥意思，反正我说了算，就是这个意思，也能说得通。
这几天，忙碌了一阵，忙着出板报，粮食系统（后来叫粮食科）办公室是粮油加工厂、粮库和粮食科是连在一起的一大排平房，在粮食系统大院里面，门前七八米有一排宣传板（我把它改成了黑板报，共五块连在一起）。前几年，我就开始办黑板报，比如开始举行羽毛球比赛时用它写个竞赛程序、名次什么的，渐渐发现我有这方面的特长，画画和写粉笔字有些天赋，像模像样的，反正也没人管黑板报，从此我就接管了。但干这个工作渐渐太劳累了，开始还好，一个月出一期，慢慢自己要求高了，当了工厂里共青团的官，后来几乎每周一期，每期不仅是写字就行，还要画画，写黑板字、图文并茂、篇幅多、任务重。实际上这是自己找的，还只能用业余时间做，有时和团总支副书记汪小波做到后半夜三点，别人见了还有些议论，但我对汪小波只是崇敬，她比我大的太多，而且人家想也没想过这方面的事情。她的乒乓球在我们县是相当好的，也是我们县有名的漂亮姑娘，琵琶也会弹、还积极上进正在要求入党，实际上团总支副书记能入党是理所当然的。但不知为何，粮食系统的党组织竟然在以后的七八年未发展党员，这阶段倒是发展了几个，都是些平庸无能之辈。
一次后半夜两点多了，我俩还在忙活儿黑板报的事儿，那时工作量很大，我一边写字一边唱起了一段像是抒情的歌曲：“心里的歌汇成河，心里的话涌起波，我有千句歌要唱，我有万句话要说，千支歌、万句话、千万句并成一句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你是我们心中地红太阳永不落！”，唱到前半段时她紧张兮兮的说：“你唱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也没回答，继续唱了下去。但现在回忆起来，那段时间，虽然工作紧张忙活点儿，生活简单清苦些，精神上也是满充实的。通过写板报，我逐渐掌握了书写大块字的技巧，写的大块字越来越进步，尤其是用毛板刷写，粮食科开大会要让我写、加工厂各种场合要写、甚至外单位也请我去写。可以用一张大红纸使用板刷写一个大字，工工整整也耐看。有些事情真是天赋，比如我从来没学过音乐和识谱，但从小就会随着音乐的曲调唱出谱子来，是不是很怪，大了以后能根据歌曲的旋律完整得写出歌曲的谱子来，唉!我这人从小没搞美术和音乐真是白瞎了，我是一个天才啊！为什么中国能埋没这样一个天才呢？过去也曾这么想过，可几十年后在老年大学的钢琴班，虽然会的歌曲都会弹，其他人也很吃惊，但指法总是记不住，也是白搭。
有些乐器，不会指法、把位、弓法，自己是练不成的，二胡也是这样，要科班出身的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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