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去了的事

    我们这些年轻人，业余时间很多，也是穷极无聊，这些时间就设法找一些趣儿事打发时间度过。怎么办呢，我们的工厂是制油厂，夏天油车间太热检修设备，这时多余的人，给厂里用手扶拖拉机拉沙子，他们负责装卸，我负责驾驶。

    在闲暇时我们几人就打赌吃冰棍儿，看谁吃得多，谁吃的最多就不用掏钱。那时冰棍儿二分钱一根，是牛奶白糖的，在嘴里一咬，又绵软又发甜，是很好吃，我们敞开肚皮吃，有的人就能吃三十来根。于是我们几人找了个冰棍摊就吃了起来。其中有一位叫孙景贤、比我大六七岁的人拔了头筹儿，没办法，我们几个输了的只好掏钱。这时那位卖冰棍儿的老大妈笑嘻嘻的边收钱边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正是身体好的时候，体格这么强壮，还工资挣这么多，真好”。她这么一说，我们倒是注意上她了，这老大妈人五十来岁，天天在这儿卖冰棍儿，也不打扮，长得白净净的，穿着十分朴素，我早就讲过她，因为经常吃她的冰棍儿，她也很少说话，我也觉得她是因为年纪大的事吧。

    我们几个闲着也无聊，就聊起她了。对县里的人文地理几乎无所不知我的同学姚巍说：她这个女人我知道，叫一百号，是个日本人，来的时候还是个少女，是什么“少女挺进队”，实际上就是从事是那个服务的。我就好奇起来，这名称姚巍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他模模糊糊的觉得不是个好称呼，反正他说不是什么好工作。后来我还问了他，他就问了他爸爸。他爸爸原来是县文化馆的馆长，在文革中自然属于被打倒的范围，姚巍爸爸知道的很多，这姚巍就把知道的对我说了。那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我想那是日本鬼子日本的关东军或开拓团之类的在我们县时吧，她是来到这里的大批妓女们中的一员，她们下船时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日本人叫号来着，她就是被编为一百号，这个号码好记，而且她长得又好，于是就这样叫开了，偶尔有中国人也光顾过她，这女人的名气还不小呢。我开始就注意了她，一看她是不一般的女人。干净利落，脾气很好，从不多说话，而且我的个子也高，买她的冰棍儿也属于那种有礼貌的年轻人，每次我买了她的冰棍儿，她也只是莞尔一笑，她的语言也不多，就那次我们吃冰棍儿时是说的最多的一次。

    后来也巧，一次我开着手扶拖拉机从她的冰棍儿车（把冰棍儿箱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驶过，正是在一个路口下坡的拐弯处，我开的有些快，不小心把她到车子给碰倒了，冰棍儿还撒了出来，我再三地对她赔礼道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竟然还对我说：“对不起，是怪我不小心”，就连忙回了她的家，收拾她的冰棍箱了。她的家就在路边住，我也是怀着十分对不起的心态随她进了他家的小院里。见她的丈夫是个老头，在房门口的凳子上坐着正在乘凉，见他老伴儿回去渐渐地站立了起来，这老头竟然是个瘸子，他的一条小腿没了，要靠一只拐棍在院里走来走去的。他见了我就向他老伴儿问明了缘由，他恼怒地对我说：“你是怎么搞得，幸亏只撞了车子，要是碰着了人你能负起责吗”，那时也没有赔钱这一说，我只是再三地赔不是，这对不起说了好几遍，这是那女人又跑了出来，说：“不怨他，不怨他，都怪我是没注意”，那男人听了这话，火气小了许多，便不抱怨了，嘴里嘟嘟囔囔走向了一边，这大妈对我摆了摆手，叫我去她家里坐坐喝口水，我知趣儿随她进了她屋里，她给我倒了杯开水让我喝，我见水太热，就坐在她家的炕沿上，那时在东北没有几家有坐的凳子或椅子的，到谁家一去，就坐在家里的炕沿上。她对我说：“你是不是常去买冰棍吃，我认识你，你的个子高，看得出你也是老实的小伙子”。这老太太是很愿意说话的人，她说：“现在出摊也早，跟你聊会儿天”，我看得出她也是个极愿意聊天的人，由于平时也没有聊天的对象，好不容易遇上了我，我也是愿意听她讲话的人，我端起水杯，水太烫，我又放了回去，于是想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她说。她就说了下去，她家里有三个孩子，二男一女，都成家了，只有女儿常回家看看，男孩偶尔回来一次。她看了看我，继续说了下去，“我这一辈子活得可值，你也听他们说过我吧，我是个日本人。从前早就来到了中国，那时我是个‘慰安妇’”这时她看了看我，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慰安妇，但是我点了点头，任她说下去。“我家在日本的北海道，三十五年前日本和中国打仗，但在日本国内宣传两国很友好，说是要在满洲开拓疆土，以后就算是日本的了，号召男女青年到满洲来，我才初中毕业，就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入了‘女子挺身队’，跟着几个姐妹，懵懵懂懂的来到了中国的满洲。到了佳木斯，有二三百人和我差不多大的女人，我们穿着统一的服装，排起了队伍，就上了一艘开往佛山（那时我们县叫佛山）的大船，经过了几天的航行，就到了黑龙江的佛山。那时乱哄哄，一大船人，有开拓团员、有军人，还有我们这些年轻的女人们”。说到这里她说：“你还愿意听我讲吗，要是你愿意听，有空去我卖冰棍儿的地方我再给你讲”，说着，就拿起冰棍儿箱子往外面走去，我忙不迭的点点头，就随她离开了。她简单地向她丈夫打了下招呼就和我一起出门了，我看她急急忙忙要出去卖冰棍了，也就礼貌的给她说了声再见，大婶！她看了看我，也若有所思的推车走了。我开车走得时候，也想，她的故事也是挺吸引人的，我就有想听下去的念头，就打定主意，找个机会再听听她继续讲她的故事。

    过了几天，这天我正好休班，是周日的下午，乘很少人光顾她的冰棍儿摊的时候，我到了她那里买了几根冰棍边吃边跟她聊天。我就是想知道她从那儿以后是咋回事儿。她也无聊，见我想听，我买了她的冰棍儿，她也高兴，就接着那天说的就聊了下去。

    她们和这帮人下了船以后，她的编号正如姚巍爸爸讲的那样被编成了一百号。后来不知为何她和姐妹们并没有像她所想象的那样为国干活，而是做了不同的活计，就是成立供日本人淫乐的对象，成为了慰安妇。很多的日本人，包括军人和开拓团的，还有极少的中国人到她们那里去，日日夜夜工作的非常辛苦。这样约过了三年的光景，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夏秋季的一天，黑龙江的北岸苏联人打了过来，他们的炮火很是猛烈，如催枯拉朽一般，就把她们的前线部队给打败了。她们有二十来个人，被集中在和很少的后勤军人在一起，其中有一位老军人要求这些人一起和他自杀，他分给了大家一些手榴弹，让大家一起引爆，他端着一挺机枪再扫射。她没敢引爆手榴弹，只听一阵枪声她便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她醒了过来，发现她胸部中了一枪，但是还活着。她不想死，她还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六人在日本的北海道，他们在盼望着她回去，求生的愿望使她在死亡线上经过了两天两夜的沉睡，终于醒了过来，他发现一对儿老夫妻在一旁守护着她，这对老夫妻比划着，他们在这儿发现她还有些气儿，在这儿守护她了两天两夜！发现她醒了过来，这时战斗早已停了下来，他们就找了一架马拉爬犁，设法将她送回了家中，回到了家中后，家里还有一个因地雷炸残了小腿的三十多岁的儿子，后来这位日本姑娘渐渐地在他们家里养好了上伤，这一家人对她也是如同自家人一样照顾，他们儿子也是跑前跑后的献殷勤，不久，她看回国也是无望，在中国也是不敢公开地暴露她的身份，因为中国人都是痛恨日本人，尤其是日本鬼子，她也就死心塌地地成为了那个残疾青年的老婆，那年她才二十一岁。从那以后，就为那男人生下了一女二子，慢慢地学会了中国话。时间一长，人们几乎忘记了她是日本人，但也有人依稀记得她是一百号。这里是中国的边陲，很长时间以来也是政府管不到的地方。她辛辛苦苦地操持着这个家，伺候着两位老人和他们残疾儿子，拉扯着孩子们，直到送走了二老，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如今只剩下老两口，她与残疾老伴一起生活，在一起渡过了年轻时代，又是有惊无险的渡过了以后的“四清”运动，“文革”运动，他家里也有菜园子，她自己天天上街卖冰棍儿，维持着这个家也算是知足了。只是经常想起那故乡遥远的日本北海道，也是时不时地叹气，但她已经觉得是很侥幸了，虽然谈不上幸福，可是与她多年前一同来的姐妹们是荣幸的多了，这幸福啊只是相对而言，比起她们是在青春年代的时候，不知所以时成为男人们发泄的对象，再就是平白无辜地在战争中死去，她也是多么地幸运啊。当年那么多日本人战死，许许多多的年轻人阵亡，只有她一人活了下来，她该是荣幸的，能活下来就是老天关照，是老天有眼，让她留了下来，让她还保留了后代，一想到这些，她就是十分地满足。她给我讲这些期间，也偶尔有来买冰棍的，打断了她的一些叙述，可是我也是认真地听着，而她也是慢慢地讲述着，仿佛不是在讲那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像拉家常似的对我述说，就把这些令我心惊胆战的故事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