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去了的事

    此事几乎明目张胆的发生，我爸爸还是道班的班长。还有一次我从二所坐货车到稻田，坐在一堆拉了一车糖果的纸箱子上，用手一摸我坐的箱子竟然几乎空了，糖果被大家分得差不多了。车上还有其他乘顺风车的人，这坐车的人都有份儿，大家也不分彼此，看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了，下车时我也顺手掏了几把放在了书包里。在当时社会风气太坏了，这是文革的后果，开始人人都革命，都大公无私，过了几年制度就渐渐没了，无人管理了。于是便大家都自私，都开始过共产主义的生活了，这就像六十年代人们吃大食堂一样，所以不仅仅是在二所，而是人人都如此。

    大概到处都有这种情况发生，这种情况上边的领导也忍无可忍，勒令所有的驾驶员和涉足此事的人都写出交代来，二所由于司机的住家大多都在二所，二所倒成了个重灾区，人人要写出交代材料。记得我爸爸也写了一张纸，上面写到：拿大蒜二斤、柴油一瓶、蜡烛两包，如此之类等等，都是小来小去的东西，慢慢地，这类事算是平息了。

    还有一件事情现在看来非常可笑，那么巧，那年冬天一辆货车停在了二所我家大院门口，在二所的公路边有一条进二所的大道，可以停在各家各户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姑娘，我在家门口玩，过去一看，竟是我的稻田同学张桂媛，可能是坐蹭车路过二所，驾驶员要回家看看。她也下车来轻松轻松，她比我大两岁，在班级里她能歌善舞，非常活跃。经常与我后来的爱人郝淑珍表演节目，我也吹口琴给伴奏，我们不在一桌而在相邻桌。她看见了我也只是笑了笑，而我见了她显得很腼腆，很是脸红，竟然连一句话也没说。若是现在，至少说句：“来做什么呢，到家里喝点儿水暖和暖和”等话，当时怎么这样封建呢，大家虽是同学也是不易交往，男女同学就是这样隔阂。想想真是后悔，回头看看，这一生到现在仅有的一次这么巧，我们四十多年未见了，前年她还与孩子定居在大连，和我爱人的关系倒是不错，一起跳舞演出节目，亲密无比，她还从大连来个电话，和我爱人聊个没完，我也聊了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