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斯以客观象征的手法描绘一幅幅1930年代美国的现实图景，通过他那直接、从容不迫、节制、朴实、照单全收的精密描写的摄影风格，全面展示了他对摄影的本质的思考。作为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家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的忠实信徒，埃文斯以客观严谨的手法认真实践福楼拜的“精彩地描写普通事物”的观念并成功地将普通的人与事通过影像转化为一种超越的、具备神圣性的象征物。
以这一展览为契机，埃文斯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探索。这次，他的视线所向之处仍是都市，但是，却是在都市的地下。
通过十年来的摄影实践，埃文斯已经基本形成并相当具体地实践了自己的摄影美学主张。他既反对斯蒂格里茨充满自恋的英雄主义式的唯美主义与爱德华?斯泰肯的夸张、矫情、肤浅的商业主义，也对美国政府农业安定局（fsa）将摄影纳入当局政治目标之下的做法抱持异议。他一直在探索一种更符合摄影本质的表现的可能性。即如他所说的，一种“无个性特征却又是记录”的摄影方法。
而一个酝酿已久的摄影计划也许会帮助他验证自己的这一想法的正确性。
这个埃文斯已经深思熟虑了许久的具体计划是：用一台隐蔽的照相机在纽约的地铁中拍摄乘客的肖像。对以斯泰肯与英国时装摄影家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1904—1980)等人为代表的那种奢华而又充满人工虚假的影室人像，埃文斯有意反其道而行之。他想要提供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东西挑战这种虚伪，剥去肖像摄影中的假面。这同时也是一种要否定艺术家的自我意识的蓄意的影像冲撞。而他之所以选择地铁这一空间是因为在地铁中来去的人们在这一特殊空间中暂时“完全放下了警戒心，去掉了面具，甚至比在自己的卧室里还安详（那儿还有镜子的存在）（埃文斯语）”。从他们那“彻底的、裸的平静”的脸上，埃文斯有可能找到可以对抗斯泰肯等人的肖像摄影美学观念的影像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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