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罗振玉在刘鹗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五大臣出国考察遇刺，绍英受伤较重，端方急欲起程时他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爱。孙中山反对纳妾，认为需征求卢夫人意见，是否同意离婚才好办。于是，孙写信给卢，申明离婚的理由。卢夫人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同意离婚。卢对人说，对孙先生，“我确实帮不了手，我常识不够，更不识英文。我又缠脚，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样可以帮先生呢？”
陈独秀曾有“万恶孝为首”之说，社会上一度宣传说他组织了“讨父团”。1921年，陈炯明问他有关“讨父团”的事情，陈独秀回答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鲁迅终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国民性，他曾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有诗说自己：“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
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势加重，无法讨论统一计划。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均告束手，张静江、胡适之向他推荐中医，但他不愿服中药。孙中山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朋友们仍然一再劝他服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彼岸。
郁达夫敏感。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他就怀疑革命投机者，引发左右的攻击。国共分裂后，他又直率地对美国记者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这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击，革命同志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联除了他的名，他长时间被扣上“革命意志消衰”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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