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风拂面的清华园，两人的相识正是“当时年少青衫薄”。一个是“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仍掩不住眉宇英气，才气翩翩；一个是朴素天然，风采清扬，不同其他时髦脂粉，而自有一股名门书卷气。一个名气很大，低年级的新生纷纷想拜访他而可望不可即；一个是“才貌冠群芳，男生为求偶者七十余人，谑者戏杨为七十二煞”。彼时，钱钟书正读外文系三年级，杨绛从东吴大学毕业，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考到清华读外国文学研究生。用她母亲的话说，是“阿季（杨绛小名）的脚上栓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
别人的恋爱总是花前月下，他们的恋爱则是钱钟书三天两头的约杨绛写诗。其中让钱钟书最自得的是一首化理趣为情趣的拟宋诗，赠给杨绛表达自己刻骨的相思与不攻自破的爱情城池：“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
钱钟书写《围城》的时候，正值两人处于生计艰难之时。杨绛甘愿做他的“灶下婢”，一个只习惯读书的大小姐，时常因为生火烧饭洗衣而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但她仍然心甘情愿。钱钟书在《围城》序言里说：“杨绛女士替我挡了许多事，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一部《围城》，给了我们一个普遍存在的“围城哲学”——“人生如此，婚姻如此，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而《围城》写作的背后，更是有一段夫妇灵犀相通的佳话：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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