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1992年，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家索伦向这种传统的学术观点发起了挑战。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撰文称，以前的研究是建立在“错误百出的数据或缺乏代表性的样本基础上”，只截取两代人一生中的某一年进行比较，而不是更长一段的时间，具有误导性。他还说，实际上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性并没有像以前研究指出的那样频繁。后来的研究工作证实了索伦的结论。
为什么如今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没有加大？除了财产遗赠等明显但有限的因素以外，要估量父辈是如何传承其经济地位的恐怕是件很困难的事。但教育显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与70年代形成对比的是，一张大学文凭在如今的就业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聪明的成功人士的子女将具有出众的智商，并取得成功，这种观念听起来很有吸引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智商的确存在一定联系。但大多数研究发现，智商在决定人们能否取得经济成功方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
在美国，族裔似乎是决定下一代的经济地位类似于父母的一个显著因素。基于密歇根大学一项长期调查所积累的6273户家庭的32年的数据，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汤姆赫茨计算出：在社会收入排在最后10%的白人家庭中，17%的子女收入与父辈相同，而在黑人子女中这个比例为42%。或许正因为如此，民意调查发现非裔美国人可能胰白人更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方案。
父母经济状况良好，其子女往往会更健康，或者说其子女的疾病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救治，这也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有更多的健康问题，儿童时期的健康状况的确预示着他成年后的健康状况，而后者对其职业或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哈佛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夫·杰克斯表示。
将个性特质遗传给下一代，可能也是一个因素。马里兰州towson大学的经济学家奥斯波尼，在研究了政府长期调查中对195对父子的心理测试结果后发现，相似的人生态度在父子收入关系中的影响为11%。
不管怎样，美国人依然珍视几百年来“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过去和父辈都不会成为个人发展障碍”的观念。富兰克林在《自传》中直言，他是在贫穷中默默无闻地长大，早年的经历帮助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20世纪的一个标准版本中，他的孙子泰姆伯改变了措辞，但仍强调其中不变的精神：“通过自我奋斗，我创造了巨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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