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所力求实现的目标就成为盟国共同接受的要求，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障，这对正在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开罗会议也成为大战期间中国外交成就的最高峰。
事实上，开罗会议于11月26日结束后，罗斯福、丘吉尔遂赶往德黑兰与斯大林进行会晤，在斯大林对《开罗宣言》的内容表示同意后，才于12月1日公开发表。盟国之间关系的微妙由此可见一斑。
而蒋介石对此也不是毫无知觉。他十分清楚，英国和前苏联是不赞成把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屡屡把丘吉尔撇在一边，对蒋介石礼遇有加，而蒋介石也在与罗斯福的谈话中，切身感受到美国为提高中国地位所作的努力，所以对罗斯福和美国政府一直抱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这种感激有不少是通过宋美龄传达的。
1943年2月，宋美龄在美国访问期间，曾向罗斯福最亲近的私人顾问霍普金斯表示，国民政府会在战后支持美国，在和平会议上蒋介石将同美国站在一起，因为他信任罗斯福及其政策；11月26日，在蒋介石从开罗启程回国时，宋美龄又以蒋的名义给罗斯福留下一封亲笔信，其中说：
委员长要我告诉您，他对您为中国所做的和正做的一切是多么感激。今日下午他向您告别时简直找不到言词表达他的感情和心情，无法充分感谢您的友情……他希望您把他当作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
但这并不等于双方之间没有磨擦，虽然罗斯福对蒋介石政权的与也有所耳闻，但当时，美国政府依然把蒋介石看作是中国的化身，使自己与一个政治上、、在赢得对日战争胜利的同时正在失去民心的政权纠缠在一起，成为其对华政策的致命伤。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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