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政权的失败，应该说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确实大顺政权中有部分人开始出现变化，有腐化现象。二、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却还没有彻底变质，这两者合并起来，才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彻底变质了，也许就不会失败了。
大顺军入北京后，腐化不是人人都有，大顺军中还有如李岩、宋献策、顾君恩等不少很清醒的将领和幕僚存在。在四月八日后，李自成也从部下的反映中，开始意识到“追赃助饷”政策的危害，于是下令停止。
但不管在什么朝代，一旦这些抢劫、破坏或类似的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并被推广成为一项“运动”以后，马上会进入一种失控的无序状态，绝无可能那么容易就被制止。即使是发起者也一样不能。这一点，从古代到现代被证明了无数次，一个没什么根基的大顺朝更是当然不可能例外。
这些腐化行为最大的问题，是直接损害了大顺政权在基层百姓中的形象。李自成农民军的主力构成是饥民和流民，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在灾区以及被明朝财政制度、贪官污吏们盘剥得无法生活的西北、西南等农村，“闯王来了不纳粮”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而在如北京、开封、济南等这样大、中型城市中，以及再南方一点的大片工商业极其发达的城镇里，百姓大多是有家室的市民，虽然同是处在社会底层，但和李自成的西北农民军有着极大不同。明末在南方地区未有如西北、西南等地一样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也是一个例证。对这些自耕农、工商业者、士绅们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而不是满街抓人拷打索取财物（即使对象是官僚），随意斩杀官绅士民的政府。
而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政策，又极大地损害了处于上层的官僚地主集团及中层的工商业者的利益，于是大顺政权的腐化行为和“追赃助饷”政策合并在一起，就得罪了城市中的各个阶层和原明朝官僚集团。虽然在初期，有不少明官吏归顺和争相要求大顺政权录用，但随着“追赃助饷”政策的展开，相当多的人开始忐忑不安乃至畏惧、抵触、反对，最后是反叛和抵抗。
一个政府没有最基本的立国之本——完善的财政和赋税制度，而是靠“劫富济贫”这么一种近似抢劫的形式，来维持庞大的财政和军费开支，显然是不具备统治天下的政治可能的。虽然大顺军有部分财政记录保留下来，但如顾诚先生所说，那正是一份追赃助饷的记录说明：
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