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从西安到北京的一路上还有大同、宣府、居庸关等一系列军事重镇，况且当时人称天下精兵皆在宣大，而李自成也不可能在出发前预料能一路不战而屈人之兵。大顺军自己也一再说过，如果再有一个宁武关，他们绝无法进入北京一类的话。我们固然不可以凭此话就此论定，但从兵力、地理等因素来看，这个说法是客观的。
另外从战略部署上来看，李自成围攻宁武，增援襄阳等行动，一方面固然说明他缺乏战略目光，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他的东进行动确实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他的本来目的就是想固守山、陕和襄阳防线，将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予以据守，然后以一支前锋部队向北京推进做一次试探性进攻，看情况再决定其下一步的计划。这样，宁武之战就可以理解为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战术表现，对李自成来说，这是一次边境扫荡行动，增援襄阳也一样。这些都与他之前采用的顾君恩之策符合若节：“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明史》。
因此，综合以上种种情况，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李自成这次军事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或是一次以武力逼迫崇祯谈和的行动，其目的是实现他裂土封王、划界而治的设想，而不是想去和明王朝做最后的决战，彻底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作为一家之说，这显然极大地降低了李自成近代以来被塑造出的光辉形象，但我认为，这恰恰是符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这一阶层的心理和思想特征的。
这样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何以在东进时派出右营增援襄阳，在宁武遭受重挫后就打算回军陕西了，因为他首先要守住已经属于自己的地盘。之后他占领了居庸关，又派出王永吉前去谈判，甚至在兵临北京城下时，他还在继续谋求谈判，希望可以与崇祯达成和议，“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这些看上去和推翻明王朝这个目的极其矛盾的行为，也证实了这点。
然而，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不足，也正表现在这里。他于东进途中已经发现局面出现重大变化，在攻破北京一举推翻明王朝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调取任何一部兵力增援北京方向，这是导致他在山海关大战失败后，不能立足北京只能西撤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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