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崩地解

    崇祯的南迁之议（3）

    更有满族将领放言：“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虽然此议被多尔衮以努尔哈赤有遗命说如果占领北京就迁都北京为由否决，但多尔衮随后在甲申六月发布的告文中却道，“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就很显然地承认了被“辅立”的“贤藩”南明福王，是崇祯的继承者，而且希望可以与清两不相犯。同时又说“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等等，这也表示了他当时还没把河北、河南、江淮彻底当做清的管辖地，还是把那里看成是明清双方两可的地界。

    所以，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清的高层，包括多尔衮在内的决策集团，当时并没有作出南下的决策，只是打算先守北京再说。对于要不要继续南下和西进，或者说能否一举攻占和统治全中国，就算退一步不说他们没有这个想法，至少他们对此没有把握、心中无底，是确实无疑的。出自清实质上的首脑、军政一号人物多尔衮的这句“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就是此等思想最好的例证。

    由此可见，当时大明的山河虽破，但尚可以收拾。换个角度甚至可以说是山河还根本未破。因为这个时候，无论在政治、军事、物资以及民心、地理等方面，清都是如履薄冰，岌岌可危，所以多尔衮等人只想守住北京的战略思想，摆在当时是非常客观和务实的，而且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自大顺军出京西走后，河南、河北、山东大部地区的统治，一度同时成为真空，清无心也无兵力去建立统治机构，于是当地的明官吏和百姓纷纷起来组织武装力量自卫，并急切盼望史可法等举军北上收复明地。

    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程先贞、谢陛等推一位明宗室为盟主，称济王，并发檄文号召光复明朝。一时间山东及北直隶到处响应，在一个月内，山东的济南府、临清州、青州府、东昌府、武定州、滨州、高唐州、德州、临邑、蒲台、海丰、沾化、利津、陵县、乐陵、济阳、齐东、乐安、商河、朝城、德平、恩县、平原、禹城、莱芜、阳信、宁津、武城；北直隶的河间府包括河间、阜城、肃宁、兴济、任丘等八个州县。、大名府、沧州、冀州、景州、故城、交河、吴桥、武邑、武强、衡水、献县、曲周、东光、清河、饶阳等，山东、河北两省合计四十三个州县光复，举起明朝旗号。

    甲申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举旗，光复归德府、商丘、管河、宁陵、柘城、夏邑、考城、鹿邑，六月使者抵达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占据战略重镇睢州。

    上述这个局面，还是在崇祯殉国、中间一度出现了两个月权力真空下的形势。

    如果崇祯之前就南迁呢？我想局面应该远比此刻要好得多。

    当时的南方，并无农民起义之兵祸，而财政收入又十分富足，北京缺饷很大原因是漕运因为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农民起义或后金骚扰而断绝，造成沿途积压运输不畅而致，并非真正的财政枯竭。如崇祯十五年清军入关，一次就自河南、山东等地的府库及民间掠得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运河沿途漕运及府库的财政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