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关于马士英到底是怎么死的，死时情形如何，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早有过详尽论述，若在此再重复叙述，不免有掠人之美兼蒙稿费之嫌疑，故照录于后，以正视听。我想，就算马士英再不济，也不能让他在杀身成仁做了烈士后再蒙冤吧。
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等进剿太湖逆贼，擒获伪大学士马士英、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等。捷闻，令斩士英等，其有功将士，所司察叙”。蒋良骐《东华录》卷五载，顺治三年“六月，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进剿太湖逆贼，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获，伪大学士马士英潜遁新昌县山内，都统汉岱追至台州，士英属下总兵叶承恩等降，并报称马士英披剃为僧，即至寺拘获，并总兵赵体元，令斩之”。时人所作《吴城日记》记同年“八月中，闻吴日生、马士英旨下俱论斩讫”。按时间推算，二书完全符合。当时芜湖抗清志士沈士柱有《祭阮大司马文》，开头就说“丙戌长至（指冬至）之后二日，近故降大司马阮公之丧至自浙东”，下文云：“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恶迹补过盖愆。天夺其魄，委贽后方糜烂以死，生与马同丑行，死并不得与马共荣名，天实为之也”。可见，沈士柱在当年冬天即已知马士英不屈遇害，晚节“荣名”。在马士英之前殉难的夏允彝论及马士英时稍有恕辞，在马士英之后死难的沈士柱也不掩没其晚节。黄宗羲却一笔抹杀：“今古为君者，昏至弘光而极；为相者，奸至马士英而极，不待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平心而论，马士英在弘光朝秉政时毫无作为，弘光垮台后他投奔鲁监国和隆武帝，招来的是一片讨伐声。王思任写的“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一语脍炙人口，就是直接针对马士英的，责令他盂水自裁。张岱以鲁藩旧臣的身份上疏鲁监国，“恳祈立斩弑君卖国第一罪臣”马士英，“疏入，监国召岱至御榻前，诏以先杀后闻。岱即带兵数百人往蹑之，士英宵遁江上，见其私人方国安，挟制鲁王，斥逐张岱。令士英统兵汛地，协守钱塘”。马士英在唐、鲁两政权中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他并没有因此就转投清方，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清方档案证明，马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黄宗羲、张岱在鲁监国政权处境艰难时，转入清方统治区遵制剃头，以明朝“遗民”自居，既不能见危授命，也大可不必那样义形于色地痛斥“奸臣”马士英以显示自己才是正人君子。在这方面，张岱还有点自知之明，《自题小像》一文云：“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本书讲的是南明史事，不涉及张岱、黄宗羲等人的文学、学术著作在历史上的贡献。同样，也无意于为马士英当国时期的昏庸辩解。只是由于黄宗羲等人往往出于偏私心理任意歪曲史实，甚至造谣生事，在当时既加剧了南明内部的纷争，对后来的史家又造成了许多人为的困难。
顾先生所书“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黄宗羲、张岱在鲁监国政权处境艰难时，转入清方统治区遵制剃头，以明朝‘遗民’自居，既不能见危授命，也大可不必那样义形于色地痛斥‘奸臣’马士英以显示自己才是正人君子”这两句，真是一针见血。
说白了，黄、张等人就是眼见南明鲁监国的势力不成事了，于是赶紧弃主而逃，奔入敌占区剃了头去做大清顺民以求活命而已。至于以明朝“遗民”身份自居云云，实在是块很无耻的遮羞布。你头也剃了半个小辫子也留起来了，都已经“遵制”了，还遗下了些什么？若是如马士英一般干脆把头发剃个全光做了和尚，那倒真是够资格说一声“大明遗民”的。
其实为人诬枉的，当时又何止马士英一人。弘光朝覆灭，大臣殉难者有高倬、张捷、杨维垣等，其中张捷、杨维垣又是东林所谓的逆党分子，然二人均在南京城破时自杀殉国。尤其杨维垣，是全家老小一起死节，但他与马士英一样，在阖家死难殉国后竟还被人诬指为杀妾潜逃而遭乱兵殴死，如李清于《三桓笔记》中所言，造这种谣的真是“舌可犁也”。
看此几位逆案中人，即使不投降，只需留在清方统治区，再学学黄大宗师遵制剃半个头，只要不出仕就可以以明朝“遗民”自居，如此既能活命又可得个好名声，何以壮怀激烈一至于此耶？
正所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耳。
下卷 天崩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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