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正义在原则上无懈可击，实践上却无法保证效果。由于世界太差，所以无法形成正义的普遍选择。虽然人们在理论上可能愿意承认古典正义原则，但人们在进行实际选择时从来不考虑理论原则而只考虑对自己有利的特殊利益，除非正义原则或其他原则碰巧对己有利。人们喜欢想象古代人精神高尚，更能按照原则做事，恐怕半是神话，但古代人比现代人看重原则，却也可能是事实。现代人按照利益而非按照原则去做事，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这一现代事实改变了正义的问题环境。正义的问题不再仅仅追问什么样的正义在理论上无可置疑，也不再追问什么样的正义是最好的，而是不得不去追问人们最有可能想要什么样的正义，就是说，决定什么是正义不再是个原则问题，而是个可能选择的问题。
由此问题方向之改变也许可以理解罗尔斯对正义的现代解释的重要性。罗尔斯不从理论原则去界定正义，而从公共选择去理解正义。他相信，如果有一个足够公平（fair）的公共选择程序，就能够产生人们实际想要的正义，这等于说，公平必定产生正义，罗尔斯自己说是“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于是，寻找正义变成了寻找“真正公平的”环境。这一对正义问题的导航变化是意味深长的。一般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继承了契约论传统，他试图假设一个虚拟的完全“公平的”社会初始状态作为博弈环境去形成作为普遍选择的社会契约，以此作为判断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正义原则。这是对契约论的重要改进。古典契约论虽然奠定了契约论的基本思路，但其实暗含一个很不可靠的形而上学假设，它假定自由平等的个人会理性地创造合理的社会契约，可是，自由平等的个人其实正是合理的社会契约的产物，没有合理的社会契约，自由平等的个人就难以存在。可见，假设自由平等的个人先于合理的社会契约就形成了循环论证。罗尔斯放弃这一形而上学假设，他只需要经济学、政治学和博弈论所假设的那种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经济人”。以经济人作为计算单位似乎更为合理，因为经济人具有初始性，他不具有任何文化特点，这样就不会提前挪用自由平等之类的文化特性。当然，经济人并非人类真实形象。经济人假设非常可疑，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在此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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