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阴谋和权术事关生死存亡，因此，关于阴谋和权术的研究压倒了关于政治制度和理念的思考，使政治文化退化为阴谋文化。在帝国时代，儒家和法家在不同方面和层次上各自取得了胜利：儒家观念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它被整个统治集团（包括皇帝和官僚集团）用于欺骗与互相欺骗，尤其用于全民宣传而成为冠冕堂皇的主流话语；另一方面，法家的权谋和阴谋技术，所谓“术”，则成为整个社会心照不宣的生存技巧，不仅是统治集团的博弈策略，也是全民的博弈策略。由于权术绝非可歌可泣之事，人人心知肚明，所以全民宁愿假装权术只是旁门左道并且假装鄙视权术，事实上，权术的社会影响力即使不是远远超过至少也绝不小于礼教伦理。通常的情况是，权术用于为自己谋利益，而伦理用于诱导他人为自己谋利益。
官僚制度所导致的统治模式变化是极其深刻的。官僚集团这一职业化的管理阶层阻止了皇帝与人民的直接联系，皇帝不得不依赖官僚去代理一切统治，于是，政治生活在帝国制度中被切割为两个层次：一是皇帝与官僚的关系，另一个是官僚与民众的关系，只有官僚才能够上通下达。这与远古圣王时代非常不同，圣王们不仅是天子，同时也是部族首领，而且辅助圣王的那些贵族也是部族高层，首领、贵族和子民对部族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都是“一家”之成员，部族成员对部族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情感和信念都有着一致的关心，这样，首领与任何一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具有直接性，即使没有实际上的接触（因为成员众多），利益、情感和信念的一致性也已经蕴含了直接沟通和合作关系，就是说，首领与子民之间有着共同承认的、随时可以落实为交往行动的心灵沟通关系，因为首领与子民都是部族的自己人，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圣王时代特别重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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