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世界研究

    第五节 反政治的政治（7）

    当帝国回避了政治理想、政治正当性以及社会公利等问题，而只考虑统治的“千秋万代”问题，政治就变成统治，而行政管理本来只是政治的一个手段，现在却变成了政治本身，政治就变质了。当政治手段错位地变成了政治目的，政治就是反政治。官僚制度和官僚集团变成了国家的核心和统治权力的实际所在，皇帝虽然拥有“一切”权力，但既然事事必须依靠官僚去代理统治，官僚集团就在实际上拥有大部分资源的使用权和管理权，因此掌握了国家的主要权力，至少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权，这样就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官僚集团与皇家在利益上的不一致，也导致了地方与中央在利益上的不一致，由此帝国虽以忠君作为最高伦理原则，却很少有真正忠君的官僚。这并非因为官员道德水平低下（没有证据表明官员道德水平低于民众），既然官僚集团掌握了实权，官僚们就自然要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可能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都与官僚利益相矛盾。这是官僚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必然性，官僚制度本来应该是一种行政服务制度，但这种行政服务制度又同时是权力使用制度，这就形成了官僚制度的内在矛盾。因此，帝国的“政治”问题主要是官僚集团与皇家的博弈，而在现代国家则表现为地方官僚集团与中央政府的博弈。

    正因为政治制度缺失而只有统治制度，这一严重的制度不健全必然一方面生产大量暴君昏君，另一方面生产大量贪官奸臣，这是非常匹配的互动关系。皇帝为了证明皇权是最高权力，就往往滥用暴力，因为暴力是权力的最清晰、最可信、最直接的最后证明；另一方面，在暴力上官僚无法与皇帝竞争，于是就以欺骗和诱骗去对抗皇权。双方的策略都非常得当，都是有利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于是，政治博弈退化为行政博弈。权谋游戏虽然显示了高水平的智力，但精神水平极低，几乎没有任何精神性的意义，毫无理想追求，道德和美学的价值都退化到趋近于零，只剩下单纯的无耻斗争。秦汉以来中国历史所记载的“政治斗争”其实都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只是一些荒谬、残酷、变态、阴毒的宫廷斗争、朝廷斗争以及地方与中央的斗争，都是为权力而权力、为利益而利益的单纯比赛。

    从长期和整体来看，在皇帝与官僚集团的竞赛中，或者在中央与地方的竞赛中，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尽管总有某些官僚被气急败坏的皇帝杀掉，也总有某些官僚在竞争中失利，但官僚集团在总体上总是取得胜利，这是因为，尽管皇帝拥有最后的生杀大权，好像掌握了终极主动权，但皇帝终究不得不依靠官僚集团去执行统治，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于是实际上是被动方。而且，对官僚集团的斗争一旦太过分，就等于是统治上的自杀行为，类似伤害自己的耳目和四肢。只要皇帝对官僚集团的斗争足够强有力，就会导致统治失效和失败，因为官僚集团不再与皇帝合作，官僚们将离心离德乃至众叛亲离。因此，允许官僚弄权是使得官僚愿意与皇帝合作的重要条件。另外，皇帝以暴力作为斗争手段，官僚们很容易根据“形势”而避其锋芒，而官僚所采取的欺骗和诱骗策略则具有良好隐蔽性，很难被揭穿，即使能够揭穿，收集信息的成本显然太高，而且还是需要通过官僚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又将再度受骗。因此，皇帝在与官僚集团的竞争中有着天然劣势，除非出现才智过人的英主，其不可思议的权术和阴谋甚至超过官僚，才可能取得短暂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