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错误的文化政治使帝国失去创造性，那么中华帝国为什么能够持续达两千年？儒家喜欢的解释是，尽管多历磨难战乱，但由于中华帝国具有优越文化，因此得以长期存在。这类解释完全找错了原因，甚至颠倒真相，其背后仍然是文化优越论的幻觉。先秦文化虽然辉煌，但帝国时期的文化由于失去了创造性而很少有什么思想创新，也没有发展出科学。由于故步自封，帝国甚至不懂得如何正确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儒家自认中国文化优势在于社会道德水平高，这一点其实缺乏实证，即使确实道德高，也与帝国的长期持续毫无关系。帝国统治的成功另有原因，这就是帝国发明的反政治的统治。
这是一种新政治。这种政治之新在于它是反政治的，它试图以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去取消政治问题。如前所论，既然告别天下体系，中华帝国的政治思维重心不在世界，而在国内。以“安内”为主导的政治思路落实在社会管理问题上，而社会管理又落实在有效专政上。但问题是，仅仅规定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并不能形成有效专政，因为君主制远远不足以完全管理庞大社会，它无法深入社会基层，甚至不足以控制统治阶级，各个实力集团都可以利用家族或部族的凝聚力而质疑和挑战最高权力，皇帝不得不始终应对各个实力集团的挑战。于是，皇帝必须建立一种能够瓦解任何政治集团的凝聚力的制度。专政不仅需要集权，更需要能够把权力下达渗透到基层，这就需要创造一种只属于并且服从于皇权的社会组织，其组织密度足以控制整个社会，其力量足以解构民间政治集团，这个组织就是官僚体系。集权制度的有效性是通过官僚制度去实现的，没有官僚制度，专政必定是无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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