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念上说，所有帝国都是“世界性的”，但实际上几乎都是伪世界性的，因为庞大帝国关心内部超过关心外部，除了对外部的征服，它对外部世界缺乏认真的兴趣和尊重的态度，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既不积极也不严肃，外部世界似乎仅仅是尚未征服或者是不值得征服的地方，甚至是被蔑视和漠视的地方。只要一个国家漠视或蔑视世界上“其他地方”，把“自己”与“其他地方”割裂看待，缺乏与其他地方普遍合作的兴趣，就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治存在而不是世界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其实是反世界的而不是世界性的。从理论设计潜力上说，唯有天下体系才是真正世界性的政治制度，除此之外似乎还没有别的世界政治制度。帝国不是，现代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华勒斯坦意义上）也不是世界政治制度，而是在世界中的国家霸权体系。天下体系不是帝国，而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世界政治网络，其中有负责世界秩序和世界公利的政治中心以及各地分治中心，特别重要的是，天下政治中心的执政权力是向世界万民开放的，并不专属某个地方或某个民族。
由天下体系退化而成的中华帝国具有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世界观：一方面在理论上继承了天下一家观念，但已经退化为一种有名无实的修辞性宏大话语；另一方面，它把帝国与世界分割开了，华夷之别被重新解释为文野之分的自大定位，帝国的礼仪文化被自我定位为高级文化的标准。华夷之辨的意义演变很能表现从天下思想到帝国思想的变化。在周时代，华夷差异只是表达政治上的远近关系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而与文化自我中心观点以及民族歧视无关。从后世的地理概念去看，古代圣王们都来源于东夷或西戎，并非中原部落，甚至本来就无所谓中原主流部族。在圣王时代，中国本就有多民族多部族，很难说哪一个民族是主体民族，中国后来的主体民族是混成的，而且一直保持开放性，不断有其他民族同化融入到主体民族中来，而且中华文化也同样是混成的。因此，民族观念在中国思想中一直没有重要地位。据傅斯年，圣王时代的众多部族大致可以分成东西两系，这两个体系的部族在中原交汇而多次争战，后来才混合形成占据中原的所谓主体民族，再后来才由东西争胜模式变成南北争胜模式参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按照后世标准，圣王们都是蛮夷出身，只不过移居中原，而与圣王们同族同源的一些人留居原地，后来就被认为是蛮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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