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皇帝，乾隆的作风比较接近于康熙，而和雍正有明显的不同。他崇拜康熙，处处以康熙为榜样，但又不免处处要走样，因为他毕竟不是康熙。他曾对大臣们说：康熙时有宽纵之弊，雍正以严制宽，但又有严刻之弊；当然，宽纵也罢，严刻也罢，都不是皇帝本人的过错，而是由臣下奉行不善所造成的。话虽这么说，乾隆自己心中有数，他父亲是过于严刻了。而他，显然希望能消除这种严刻所造成的后果。但他又不想重复康熙的“宽纵”，而是想把宽和严结合起来，以合乎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其实，就文字狱而言，乾隆的严酷实在不下于乃父。著名的吕留良案件，雍正赦了主犯曾静、张熙，乾隆却又把他们抓到京都，凌迟处死。乾隆搞的文字狱，比雍正还多。内阁学士胡中藻，写了一本诗集，题名《坚磨生诗钞》，其中的诗句，诸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之类都成了“悖逆之言”。“浊清”之“清”，本来是“清白”之“清”，却硬被乾隆解释为大清国号。在国号上加上个“浊”字，罪奠大焉！就是这类莫须有的罪名，一个内阁学士活生生给枭首示众了。因为写诗而遭来横祸的，还有好几个人。
不过，从总体上说，乾隆上台之初确是尚宽不尚严的。雍正把他的兄弟兼政敌允禩、允禟、允褫、允禵等，囚死的囚死，幽禁的幽禁，还把允禩改名为阿其那，允禟改名为塞思黑，这些人及其家属都被削除了宗籍等等。乾隆一上台，就改变了这一切。幽禁的被放了出来，有的还封为公爵。允禊、允褫又恢复原名，并恢复了作为皇族的象征的红带子，恢复了他们的宗籍等等。是不是乾隆感到他父亲做得太过分了呢？他本人颇为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乾隆四十三年，也即事隔四十多年以后，乾隆对大臣们说，允禩、允禟论其心术，觊觎皇位，在所难免。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但并未有显然悖逆之迹。据乾隆说，雍正晚年屡次向他言及此事，有后悔之意，似乎有心期待乾隆将来能代他了却他不能了却的心愿。乾隆说，由于这件事太重大了，他要是不说，后世子孙就无人敢说了。他现在这样做了，想必他皇考的在天之灵也会快慰的。这些话虽然说得十分委婉，也竭力为雍正开脱，但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允禩等人是冤枉的。
清代名将岳钟琪，在康熙、雍正时战功赫赫，曾静、张熙因他是岳飞的后代，想鼓动他反清，反被他向雍正告发。岳钟琪应该是雍正的大功臣了。雍正自己也曾亲自批驳关于岳钟琪可能谋反以报宋、金之仇的流言，说造这些谣言的人，不但诽谤大臣，并且等于诬告整个川、陕军民。后来还查出一个叫卢宗的造谣者，作了替死鬼开刀问斩。可是雍正心中对岳钟琪恐怕不无疑忌，所以在雍正十年就罢了岳钟琪的官，把他关了起来。雍正十二年，又判了他的死罪，等候斩决。幸而雍正暴亡，岳钟琪这条命才算保了下来。乾隆接位后的第二年，就释放了岳钟琪。不久又重新起用岳钟琪，授四川提督，命他领兵征讨四川大金川地区的叛乱。在平定大金川以后，乾隆下旨褒奖岳钟琪，加太子少保，又封三等公，赐号“威信”。岳钟珙凯旋回京，乾隆特意让他在紫禁城骑马，给他的两个儿子封官，还写了一首嘉奖他的诗赐给他，可算得荣耀已极了。乾隆的《御制怀旧诗》，列举五个功臣，岳钟琪是其中之一，被称为“三朝武臣巨擘”。
雍正时查嗣庭和汪景祺的案子，是震动全国的冤案。内阁学士查嗣庭做江西的主考官，出了个考题“维民所止”，被说成是“雍正去头”而送了性命。汪景祺因是年羹尧的记室，写了一本《西征随笔》，也被砍了脑袋。乾隆虽没为他们本人平反，但他接位的第一年就下旨把查、汪两人的亲属释放回籍。个中奥妙，恐怕也只有乾隆自己心里明白了。
总之，乾隆确实做了不少“纠偏”的事，以至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止须将世宗（雍正）时事翻案，即是好条陈。”巡抚王士俊在奏章中论及此事，这大约触到了乾隆的痛处，乾隆为此大发雷霆，他对于“翻案”两字尤其恼火，怒斥王士俊“悖谬”已极，这位巡抚竟因此而丢了脑袋。这件事也说明乾隆的本意也并非真要处处翻他老子的案，而不过是把他认为过了头的稍稍纠正一下而已。
（取材自《清史稿。本纪·高宗》、《清史稿·允禩》、《清史稿·岳钟琪》）
44.优待兄弟
乾隆不同于乃父，对兄弟颇为友爱。和亲王弘昼，是雍正第五个儿子，乾隆的弟弟。因为从小骄纵惯了，不那么讲究上下礼节，说话也很冲，甚至对乾隆也是如此。乾隆总是优容他，不予计较。有一次乾隆叫他在正大光明殿帮同监试八旗子弟。到中午了，弘昼请乾隆去进餐，乾隆没有答应，弘昼就冲着乾隆说：“皇上疑心我会买嘱士子耶？”乾隆没有理他。第=天，弘昼自觉有失君臣之礼了，特地进宫向乾隆请罪。乾隆这才对他说：“昨天要是我也像你一样负气回答你一句话，你岂不就要化为薹粉了吗？”乾隆也终于没有怪他，仍像往日一样待他。弘昼生性奢侈，乾隆把雍王府（即雍正原先的府第）及其中所有的资产全赐给了他，所以弘昼在诸王中是最宫有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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