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嗣庭之死，其真正的祸根，在于雍正认为他是隆科多一党，因为隆科多曾经向雍正推荐过他。雍正说他早就看出他语言虚诈，心术不端，有狼顾之相。但又说因为江西是大省，用他为正考官，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隆科多的四十一条大罪中，就有一条是“保奏大逆查嗣庭”。查嗣庭因隆科多而得罪，又成了隆科多的罪状，如此因果循环，在历史上倒也是少见的。
查嗣庭是浙江人，这使雍正想起了年羹尧案件中的另一个浙江人汪景祺。汪景祺是年羹尧的记室，写了一本叫《西征随笔》的书。顾名思义，自然是称颂年羹尧的了。年羹尧被治罪，汪景祺跟着倒霉。他被雍正判为大逆不道，立即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兄弟子侄均革职，流放宁古塔。五服以内的族人都革职，且受管束不许离境。
查嗣庭和汪景祺都是浙江人，雍正由此又断定浙江的读书人都不是好东西。于是作了两条决定：“一是设立浙江观风俗使，以“化导”为名监督读书人；一是停止浙江的乡试会试。两个读书人牵连全省的读书人，也算是奇闻了。
查嗣庭和汪景祺都以文字致祸。他们的案于是清代文字狱中的著名例子。
（取材自《清史稿·本纪·世宗》、《东华录》）
38.雍正与《大义觉迷录》
由于有汪景祺、查嗣庭等案件的发生，雍正对读书人的动向特别注意，吩咐一班心腹大臣随时查访。一天，四川总督岳钟琪有密折到京，奏湖南人曾静、张熙结党谋反。雍正十分震惊，立即派了两员大臣到湖南严行查办。
这件案子事出有因。浙江有个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作为明朝遗民，他一生坚持反清复明，隐居山林，著书立说。当地官吏闻他博学，屡次保荐，都被他坚决拒绝。他的著述中，充满反清的激烈的言辞，曾有“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著名诗句，以表其眷怀故国之心。当时，文网严密，吕氏遗书不，刊行，吕留良的徒弟严洪逵以及严洪逵的徒弟沈在宽等抄录成书，保存起来。
湖南永兴有个曾静先生，应试到州城，看到吕留良所评时文内有论夷夏之别及井田封建的言论，深为赞赏。便派遣自己的得意门生张熙（字敬卿，衡州人）到吕留良的家里，访求遗书。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把其父遗作都拿出来给他看。曾静为之击节叹赏。从此，曾静与严洪逵、沈在宽往来投契，常赋诗相赠答。雍正初年，曾静听说雍正内诛骨肉，外戮大臣，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认为有机可乘；又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系岳飞的二十一世孙，两次想进京见雍正帝，俱不允行，为此昼夜不安。曾便想前去游说岳钟珙，劝他造反。曾静与张熙密议，张熙自告奋勇，愿意代师效劳。于是，曾静写好书信，交与张熙。书信中列举雍正的九条罪恶：一日谋害其父，说雍正以强迫得位，非康熙的真意；二母，即指佟太后殉死；三日弑兄，意即其兄允礽之死是雍正阴谋杀掉的；四日屠弟，指允禩、允禟之死；五日贪财；六日好杀；七日耽酒；八日好色；九日诛忠用奸。张熙见了岳钟琪，取出书信，以岳系大宋忠武王（即岳飞）的后裔、岳氏与金乃世仇等言辞，劝说岳钟琪同谋举事。岳钟琪大怒，喝令左右将张熙拿下。立即邀请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共同讯问张熙，追究其指使之人。然而，不管如何严刑拷打，张熙始终不招一词。岳钟琪无奈，心想：我越用刑，他越倔强，此人不是用刑法可以逼供的。想来想去，想到一条计策。他将张熙请到密室，几天之后，再去密室探望张熙，并告诉张熙：早想发难，只怕势孤力单，无人相助，不易成功，所以隐忍宋发。现在决心与张熙共谋举事，并迎聘他的师友。岳钟琪还对天立誓，以取信于张熙。张熙这个书呆子终于信以为真，说出了曾静的姓名。岳钟琪当即飞奏，并通知湖南巡抚王国栋，拿问曾静。雍正立即派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海兰，到湖南会同王国栋审讯。曾静供认不讳，自称生长山野，素无师友，因试州城，得见吕留良评论时文，因此倾信。又供出严洪逵、沈在宽以及往来投契等情节。杭奕禄等据供上奏，雍正帝命将曾静及张熙提解到京；并命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洪逵、沈在宽家所藏书籍、日记等，把吕留良家属及案内所有有关人员一并押解到京，由内阁九卿，共同审议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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