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卫太子和石德的这一估计完全失误。汉武帝虽然有病，但还是活得好好的；刘屈氂和李广利与治巫蛊事毫无关系，只不过就是江充在弄鬼。但发兵进攻丞相府的行动，却把事情闹大了。
再说汉武帝那边，先是御史章赣带伤逃回甘泉宫，叙说一切；继而是丞相府长史快马到甘泉官报告：太子率兵进攻丞相府。于是汉武帝问：“丞相在干什么？”长史对答说：“丞相还向人们保守秘密，不敢出兵。”汉武帝发怒说：“事情已经乱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密可保！丞相毫无周公之风，周公不是诛杀过管、蔡吗？”于是赐，丞相刘屈氂玺书说：“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盾，不要短兵相接，以免多伤士众。坚闭城门，不要让反者逃出！”这封玺书称太子所发之兵为“反者”，一下子就给卫太子定了性：谋反。
这样，由江充挑起的这场父子对抗，就越来越复杂化了。
（取材自《汉书·武帝纪》、《汉书·武五子传》、《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84．皇帝和太子交战于长安
我们今人平心观史，从汉武帝下给刘屈氂的诏书中，要求以牛车为盾牌，避免短兵相接多杀伤士众这段文字来看，汉武帝也并不太糊涂，他对于太于是否真的造反，心里还不能肯定，只想平息动乱，把太子一帮人抓起来，查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的诏书中既然给太子定了“反者”的性，事情的发展也就由不得他自己了。而那一边呢？太子也正在宣言，皇帝在甘泉宫病困，有奸臣作乱，这个宣言自然也有号召力。于是，为了否定太子的宣言，汉武帝便从甘泉宫移居京城建章宫，诏发京城近县兵，由丞相率领近县兵平息叛乱。太子那一边又根本不相信是汉武帝在亲自指挥丞相同他打仗，而是分析为奸臣假借皇帝名义作乱，这样，太子便进一步假传圣旨，收长安诸官府囚徒为兵卒，由太子少傅石德和宾客张光分别带领，迎战丞相刘屈氂所率京城近县兵。太子又派长安囚徒如侯带着代表皇帝权力的节，去调动长水营和宣曲营的胡人骑兵参战，这时，汉武帝派出的侍郎莽通正好在胡骑营中，告诉胡人骑兵说：“节有诈，不要听他的。”追斩如侯以后，带着胡骑入长安参加丞相这边的队伍，又调动了水兵给大鸿胪商丘成率领下参战，这样，丞相刘屈氂这边的兵力就越来越强了。本来，汉节是全红的，因为太子所用的正是全红的汉节，所以汉武帝又下令，将他手下使者所持之节，一律加上黄旄，以示区别。总之，这一仗本来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连各种标志都是一样的，大家都煞费苦心就是了。
太子觉得兵力不足，于是召北军使者任安，调动北军兵马。任安受太子节后，关闭军门，没有出兵。任安原是卫青家的宾客，曾随卫青出征匈奴，后被任为护北军使者，应该说也是卫皇后裙带系统的一个重要人物。任安既不肯出兵，太子便自己引兵去，带了数万市民至长乐宫西阙下，与丞相所带的兵相遇，双方激战了五天，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丞相兵逐渐得到补充，太子兵败，南逃至覆盎城门，当夜由司直田仁泰丞相之命闭守城门，田仁亦曾为卫青宾客，多次随卫青征伐匈奴，后为丞相司直（秩比二千石，职责为协助丞相举不法之事）。田仁认为太子和皇帝有骨肉之亲，因此没有执行丞相的命令，开城门放卫太子逃走了。
丞相刘屈氂看到田仁没有执行“不要让反者逃出”的诏书，立即逮捕田仁，打算杀掉他。御史大夫暴胜之说：“司直乃是二千石官吏（汉时二千石官吏大致相当于今之省军级），要杀也应请示皇帝，怎么能擅自杀呢？”于是丞相释放田仁，报告汉武帝。汉武帝听后大怒，将暴胜之下狱，责问他说：“司直放走了反者，丞相斩司直，是按法办的，大夫何以擅自阻拦丞相呢？”暴胜之原来认为，按法，二千石官吏任何人不得擅杀，应请示皇帝，自己坚持的是按法办事的原则；如今皇帝却突然发怒将自己下狱，感到不知所措，因而自杀。田仁于是被腰斩，全族诛灭。任安受太子节而不发兵之事，不久亦被汉武帝知道了，汉武帝心里有疑问。正好任安鞭打了北军一个钱官小吏，小吏上书报告汉武帝说，任安受太子节时，太子还对任安说过：“希望送给我一些鲜好的兵甲。”汉武帝看了上书后说：“这是老吏，看到兵事起了以后，打算坐观成败，谁胜了就往谁那边靠。这说明任安有两心，不忠。任安有当死之罪不少，我曾经赦他活命，如今不忠，不能再放过他了。”于是，任安下狱，腰斩。所有曾在太子宫门进出过的一切宾客，全部杀了，其中随太子起兵的宾客，以造反罪全族抄斩。凡受太子劫略而参加造反的一般兵卒，都充军敦煌郡。抓获如侯的侍郎莽通，抓获太子少傅石德的一个普通百姓景建，以及抓获张光的大鸿胪商丘成，皆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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