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同的国家和国际力量，在喊“中国责任论”时，目的是不一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快速成长，是真心欢迎、高兴，并希望中国能够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上多发挥作用；而对西方某些国家来说，喊出“中国责任论”则有双重意味：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崛起这个现实，它们试图重构同中国的关系，将中国从它们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拉进体系之内，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它们共同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这个现实，试图找出一个新的话语来塑造、影响中国。
鲁迅先生曾提醒大众要注意“棒杀”和“捧杀”。原因是对于“棒杀”，人们是警觉的，而“捧杀”则容易温水煮青蛙，如典故《风俗通》:“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当今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等重大事件上，中国的发展模式、制度优势因其独特的魅力、作用和效果，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些高帽子不断被扣到我们的头上，诸如“世界经济领袖”、“g2”、chimerica(中美国)等等。客观讲，我们要理解甚至尊重西方的一些顾虑、一些夸大，毕竟和平崛起，以及崛起后如何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是两个有联系，但不完全相同的命题。“捧杀”和“棒杀”，一曰中国责任论，一为中国威胁论，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硬币的一面是中国威胁论，西方部分人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担忧，进而在舆论和政策方面群起而遏制。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责任论，反映了西方主流思想对中国责任的反思和认识，即中国如何与全球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就美国来说，提出“中国责任论”有深刻的战略内涵。在美国看来，目前的中国已经“融”进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是并未完全“合”。中国还是一个“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一个深层次寓意就是，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利益攸关方”，真正地负起责任，就应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政治体制上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看齐，实现彻底的“转型”。实质上，美国在强调“中国责任”时，是单向的，即中国对美国负有责任，却不提美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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