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情况是，商户交了汇款后，票号与之协商，将汇款日拖延几天，票号向客户支付利息。这等于是极短期存款。
清政府的财政来源，除了常例的税赋之外，还有捐官收上来的钱——你拿多少银子，我给你什么官。捐官的汇款，也是由票号负责办理。
票号还有一项业务，就是存贷款。它之所以有能力贷款，是因为有雄厚的资金来源，那就是官府的公款。
官府公款一般是在官库里存起来的，但如果票号跟某单位领导比较要好，就可以把大量公款拉来存上，不计息，这样就解决了资金来源的问题。
票号揽来存款之后，立马就贷给钱庄，可以说对钱庄的支持很不小。
票号也是看人下菜碟的，主要满足达官贵人的贷款需求，对一般工商户口则根本不理。他们的利息，最高的是三分，贷款期限一般是三个月。利率也会有所浮动，那要看对象和银根松紧而定，一般对官僚放款的利息就比较低。
票号一向走的是“重信用，轻抵押”的路子，这个办法有很大风险。结果到了清末，大量贷款无法收回，都眼睁睁地赔了本。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一带的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流转的频率和规模也猛然增长，票号的兴起，就是借了这个东风。
另外票号与清政府的联系也很密切，包揽了各省向中央的财政上缴业务（解饷）。这一块的业务量，非常可观。
太平天国闹起来后，南北交通受阻，跨区域生意做不起来，汇兑也就少了，票号业务在这一段时间内有所收缩。
等到甲午战争之后，票号又有一个极为辉煌的时期，只可惜太短暂了。
因为清政府丧权辱国，有大量的赔款要汇出，也有一些对外借款要汇进来，这都由票号来承担。
各级政府的各种公款，包括税款、军饷等，这一时期也都存放在票号，致使票号实际上代理了国库和省库的职能。
票号业务一时之间搞得蓬蓬勃勃，各分号块全国，当时称“山西票号遍天下”。他们在海外的分号，甚至开到了大阪、神户、新加坡、莫斯科，真是国家不幸商家幸。
但是在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后，票号的好日子到头了。一大批官办、商办银行忽隆隆地冒了出来，直接跟票号争夺业务。
当时票号的管理方式已明显落伍，业务不断被抢走，连“解饷”业务也被后起的“官银号”给夺去，眼看着业务量减少了四分之三。
有人倡议将票号合并起来，也成立银行，但受到业内保守人士的强烈反对，于是就只能等死。
清政府一倒，票号失去了政治背景，苟延残喘到20世纪20年代，终于被挤出了金融大舞台。
看来，过于依附于“官”的商，终究不是正途。官一倒，商也就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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