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不决定县官的命运，所以县官也就不关心百姓的命运——封建社会的“不民主”，其实质用这一句话就全概括了。
基层阳奉阴违，中央还是有心把事情做好的。预备仓制度废坏以后，明朝中央对这方面的工作并未放弃，而是不断在修补，陆续又设立了“济农仓”、“义仓”、“两利仓”和民间的“乡会仓”，作胃荒粮仓。
赈贷方法也有所改进，储备粮食不再像过去那样封起来不动，任其损耗，而是经常收放循环。对贫民的情况事先做好摸底工作，分出“极贫”、“次贫”等级，遇到灾年，就按名册发放，避免临时拥挤到一起、难以甄别。
虽然是磕磕绊绊的，但这些事情还是一直在做，这就相当难得了！
明朝的济农仓等设施，有的到了清初还在用，甚至有一直到咸丰年间还在用的。
明朝皇帝最爱民，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不过一想到朱元璋，就会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明朝对于借债利率，有法律的规定：凡放债或典当，月利率不得超过3分，利息积累到相当于本金，就不得再计利息。
同时还规定官员不得在自己管辖单位内放债，防止主管官员变相敛财。
豪强人家借钱给人家，若借债人还不起，不许未经告官就强夺借债人财产，或者抢夺人家妻女抵债（保护真正的杨白劳）。
朱元璋还对高级官员和王公贵族有特别限制，不许四品以上高官和皇亲放债，合法放债也不行，就怕他们以势压人。
由于明朝在借债问题上管理比较规范，所以很多资本金不足的商人都有机会借到周转资金，大部分商人的资本有十分之七八都是借来的。
——正因为利率较低，商人才敢于大规模借债做生意，这是两全其美的事。
明朝有好政策，放债促进了经济繁荣，这是猾的一面。
但是，政策毕竟是政策，再好的政策法规也要看人怎么执行。明朝民间的放债情况，并不都是温情脉脉的，弱势群体永远是被欺负的一群。
当时一般的豪强，放债一年，都是要收回一倍利的。借债人若还不出，豪强就霸占人家妻女，强抢人家田产。正统年间有地方官禀报说，这种情况“官府莫敢指叱，小民无由控诉”。
官府为什么不敢制止？
人家背后有更强的势力！
豪强们针对穷人放债，是专往软肋处下手。农村的就趁稻谷将熟未熟、穷人断粮之际放债，城里的就趁贫民纳税的时候放债——不怕你不借。利率最高的，竟有五倍之多。
那时候四川松潘地方的老百姓很穷，山西、陕西的富商就带着粮食前去放债，利率二榷，而且专挑官府放粮（赈贷）的前几个月借出。穷人们考虑到届时可用官府贷给的粮食偿还，所以忍痛也只得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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