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受到的教育程度愈高，可能受到的伤害愈重。按教育专家的观点，中国的教育体制在相当意义上只能生产残品、次品和废品。比如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眼睛近视率分别是30%、40%、60%到70%左右。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心理出现不适的比例分别为15%、20%、25%左右。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专家王极盛认为，全中国中学生有32.6%存在抑郁问题。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贺美英还透露，该校约三成新生承认自己心理有问题。所以说，在中国教育体制未变，高考制度未变的前提下，“教育”的“杀人效应”只能逼有条件的低龄学生出国。
另外，国家对青年人才的有效政策不到位，迫使大量新兴人才源源不断地外流。比如中国最年轻的劳动力，正处当年的青年人中，有3000万人处于无房状态。国家最近提出的住房货币化，只能满足老年人、中年人的要求，原因是该两者可以获得住房补贴，并以小房换大房，旧房换新房；而青年人不仅无房，连补贴也成了空头支票。道理很简单，国家政策规定，住房公积金、住房货币化工资一律不许发给本人，只与所在单位有关。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这等于给生存状况极差的青年人雪上加霜。
在国际人才实现全球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国高级人才普遍奉行“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哲学。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高额奖学金的帮助下，留学生即使不到国外工作，省吃俭用回国也能带上三四十万，如果把博士、博士后连读到10年，回国至少有上价值千万人民币的美金积累。目前中国工业化过程远未完成，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人才极度短缺。据估计，目前全球网络人才至少缺100万人，美国仅硅谷一带的人才短缺比例就达10%，估计至少有34.6万个职位空缺。随着以网络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发展，未来10年发达国家人才短缺的问题将更加突出，预测美国、日本、欧洲分别缺乏100万、160-445万、300万人。
全国一年的教育投入不如一个哈佛大学，全国高校订阅的报刊不如一个香港大学，每年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连一般发达国家都不如，中国的高级人才又怎能安居乐业。北京商情咨询公司提供的一项调查表明，北京高校30.9%的教师想跳槽，其理想薪金为1500-5000元占64．7%，50%的教师对住房状况不满：然而教师兼职的结果小在于影响教学，大在于误人子弟，长此以往，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将受影响，这绝非危言耸听。
可以说，绝大多数流到国外的人才都是热爱祖国的，但是，他们又是带着对国内这样那样的不满意而出走的。他们到了国外，又向国外的同胞说这些不满意，使得一些准备回国的人才也不敢再回国，尤其是原先回国的、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又不得不再次出国的人才，对那些有回国意向的人才影响力最大。有关人士说，安排好一名回国人才等于吸引了一批国外人才，逼走了一位国内人才，等于阻挡了一批回国人才。
2000年7月中旬，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了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我国科技竞争力继1998年的第13位下滑到第25位后，今年又滑至第28位。
■刘姗姗、杜泓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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