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倾向是相互攀比“县改市”。作为我国初级行政区划的县制，已沿袭两千多年，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结合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项事业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或许是由于历史太悠久和独具“中国特色”的乡土气，许许多多的“父母官”开始嫌弃古老而又土气的“县长”帽子，而觊觎现代色彩的“市长”桂冠。于是“县改市”就形成了一股风，来势迅猛，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
为了“县改市”，有的县盲目扩大城区面积，有的县弄虚作假，虚报统计数字，瞎编建市条件，有的县大量向农民出卖城市户口；为了“县改市”，县里成立专门班子，不仅拨出专款作为“公关”费用，而且赋予公关人员种种超出法律之外的“公关特权”。“县改市”标有限，求大于供，竞争相当激烈，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正之风，某省民政厅有3名干部发“县改市”财，利用职权向迫切要建立的县索贿受贿，一年时间就捞了20多万元的好处费（包括实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县改市”的不良状况。
没有好处，“父母官”们是不会劳民伤财地去要求撤县建市的。因为县改市以后，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和城建经费，可以多设机构、多安置人员、多提干部、多加工资补贴。至于建市有利于争项目、争资金、争优惠政策等好处，都只是虚的了。县改市表面上看是“城市化”了，有一个实质性问题却没有改变，这就是大部分“市民”仍然是农民，充其量不过是农民工。因此可以说，一窝风地把县改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城市化带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所产生的后遗症，都造成了长久无法消除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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