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民工潮”出现。从此，一年一度如同潮汐一样的候鸟式大迁徙不断轮回川。我问她们春节怎么没在家过？几个姑娘莞尔一笑，其中一个挺认真地说：“顾不上啰，春节加班津贴高。再说，节前回家，节后得闲上好长一段时间，没得钱赚，不划算呐。”我忙点头称是，又问：“春耕以后还来吗？”“咋不来，我们还要带几个来呢。”
民工中多是在农村干得不如意，不富裕的农民，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清晰坚定，就像许许多多闯海南、奔特区的城市人一样。报载，在海南，一位四川青年农民曾反问同乡记者：“你也是从老家跑来的，总是活得不好才走的。要说我是‘盲流’，那你也是。”
心理切片之二：外面的世界
改革10年，农村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是惊人的增长指标？是产业结构的多方变革？是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欣欣？……
89年春天，当我站在车站月台上，目送数以万计的农民浩浩南下或北上时，才深深体会到：农村最深刻的变化来自农民自身。
花花绿绿的行李上斜靠着这样两个兄弟。父母因工伤去逝。在家里，除了分得的田外，还有救济金，日子还过得去。听说他们准备去北京，我便关切道：“北京民工已经饱和了，工作很难找的。”当哥哥的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多少也听说过，还是去碰碰吧，要不不甘心的。”弟弟瞪着眼插话：“我们在哪儿都活得下去。”
我有些意外地瞄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的农村小男孩，没想到他对离开了土地的生活还这般有信心。
曾几何时，一夜春风吹去了覆盖在身上的厚厚尘土。他们抛开“离乡不离土”的古训，睁开眼，迈着大步纷纷涌向外面的世界。
改革开放也可说是一种文化撞击，它磁化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文化的变迁在这些农村青年身上也留下了斑驳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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