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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取《水浒》是为“反对”《水浒》创作构思的设想是不能成立的...

    《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 这似乎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命题。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并非如此。笑笑生（姑且以笑笑生作为《金瓶梅》作者的代称吧）创作一部《金瓶梅》，不另立门户另起炉灶，却以《水浒》故事引起全书，是不是想借用当时《水浒》就已经有了的巨大影响来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 迄今为止，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当然谈不上了解作者，也就无法肯定笑笑生是不是出于这种目的。但是，如果推情详理地想一想，也许作一否定结论并不会完全是错。因为，如果是一个文才不高的人，自己写不出惊世骇俗之作，借用别人作品的影响来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是可能的。但《金瓶梅》并非泛泛之品，谓之为艺术技巧高超、思想内容博大的不朽之作，是不过份的。能作此书者，其自信与自尊是不待言的，决不耻于借用别人影响荫庇自己。

    那么，是不是笑笑生想以相同题材而用完全不同的创作构思来“反对”《水浒》所体现出来的施耐庵对生活的理解? 也同前一问题一样，我们不能妄作结论。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的：《金瓶梅》与《水浒》并非同一题材。《水浒》是演史，《金瓶梅》却是描写市民生活（当然这也是一种历史，但与《水浒》所演之史是有区别的）；《水浒》描写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金瓶梅》却是描写平淡无奇的家庭生活，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其着眼点与题材范围均迥然相异，怎么也谈不上是同一题材。如果说创作构思，《金瓶梅》确实与《水浒》大相庭径。《水浒》写好人经过多灾多难的折磨以后能取得胜利，都能痛痛快快地报仇雪恨；《金瓶梅》却是坏人得逞，好人沉冤无告；《水浒》写朝廷还能赦宥梁山英雄，并招安封官，认真当作一种力量去使用；《金瓶梅》却写始终是奸臣当道，昏庸政治无可救药；《水浒》既写黑暗又写光明，既写坏人又写好人，正义拥有相当市场;《金瓶梅》写权势金钱万能，败俗成风,无正气可言，一片黑暗世界，出现屈指可数的几个好人，也是没有好下场（如御史曾孝序）; ……等等。总之一句话，《水浒》是带有浓厚的作者理想和人民愿望的作品，《金瓶梅》却是一幅封建末世现实生活的画卷。二者创作构思确实截然不同,就此而言,《金瓶梅》确是对《水浒》的一种“反对”。但是,这何止是对《水浒》的“反对”!这是对《金瓶梅》之前所有小说创作构思的“反对”。全面“反对”，就不再是“反对”,而是创新! 事实上，《金瓶梅》从题材范围到创作构思，都是一种划时代的首创。既如此，又何必要借呢。

    同时，创作构思不同，并不等于笑笑生与施耐庵对生活的理解截然不同。如果说，他们二人对生活的理解都差不多，而只是创作意图各异，一个旨在倡导正义歌颂英雄讴歌理想倾诉愿望，一个旨在如实反映现实暴露批判黑暗，也未尝不可。

    因此，借取《水浒》是为“反对”《水浒》创作构思的设想也是不能成立的。

    是不是笑笑生在阅读《水浒》读到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时，突然联想到现实的市井生活，顿时萌发出强烈的创作，借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作为引子，演绎出洋洋百万言的《金瓶梅》巨著? 不能排除偶然产生灵感的可能性。但，偶然灵感的产生，创作一篇短文或作一首诗一阕词是没问题的，而要作出如此一部长篇巨制，没有事先的思想基础单靠灵感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从《金瓶梅》的丰富思想容量和多方面、多层次的描写看，也不是偶然灵感的产物。故，这一设想照样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金瓶梅》到底为什么要借取《水浒》?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或是演史,或是歌颂英雄，或是倡导正义，或是讴歌理想倾诉愿望，或是反映现实，或是暴露黑暗批判谬误，或是抒发感情，或是吟景咏物，或是为人们提供娱乐品,总是有着某种创作意图的。要弄清《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必须首先弄清《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这是一个在不了解作者之前很难结论的问题。但就《金瓶梅》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其创作主旨还是可以窥见的：反映现实，暴露批判现实政治的昏庸、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世风颓败，发泄自己的不满；记载保留当时人们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社会风貌等方面的史料；开创创作长篇小说的新领域、新途径，树一代创作之新风；借作品倾诉作者自己在极不得志的环境中所形成的变态心理。如果这样推断《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无大错的话，则《金瓶梅》完全可以不作任何借取，直截了当地开篇即可。不过，怎样开篇为好，笑笑生却面临着两条道路：要么直截了当抨击时政，代价是坐牢，甚至杀头，更甚至是九族遭诛；要么借古讽今，既能达到目的又不致招祸。当然地，凡不是傻瓜者均会选择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