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农民起义从发展壮大到接受招安、归于失败的全过程说明，路线正确，革命队伍就发展壮大；路线错了，就把革命事业葬送。在晁盖等人上梁山之前，梁山泊被腐儒“白衣秀士”王伦把持，当时头领只有四个，人马不过几百，没有多大作为。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等人上山后，同林冲一起，火并王伦，晁盖做了首领，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晁盖提出了“竭尽全力，共聚大义”的明确的起义纲领。“聚大义”就是号召广大被压迫的农民走革命造反的道路。农民起义的矛头不仅指向了封建官吏、土豪劣绅，而且指向了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晁盖积极组织起义的力量，修筑山寨，打造军器，建造船只，准备粮草，建立水军，操练人马，随时准备和官军作战。晁盖任人唯贤，论功排座，使得起义军团结兴旺，迅速壮大。由于晁盖制定和执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所以梁山事业蓬勃发展。梁山起义军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进剿”的官军，屡战屡胜。到攻打曾头市的时候，梁山起义队伍已发展到几万人。晁盖死后，宋江篡夺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他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鼓吹“替天行道”，千方百计乞求招安，使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遭到了失败。
从梁山泊农民起义的失败，联系赫鲁晓夫在苏联篡权复辟的教训，回忆我党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对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的教导，领会更深刻了。为我们党制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我们要结合评论《水浒》，学习革命理论，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在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里，招安与反招安，投降与反投降，是有过激烈斗争的。但是，斗争的结局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得逞了。宋江一开始就大肆贩卖投降主义的理论和哲学，进行投降阴谋活动。在政治上，宋江有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的反动纲领，他夸皇帝“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而“暂时昏昧”，以此来掩盖封建统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转移农民斗争的视线。在思想上，宋江极力鼓吹“天命”，“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孔孟之道，用名利、金钱、官禄瓦解农民起义军的革命斗志，用地主阶级“人性论”束缚农民起义将士的思想和手脚。在策略上，宋江大耍两面派的权术，一面甜蜜蜜地称晁盖“哥哥是山寨之主”，一面又架空晁盖，阴谋篡权。李逵等人，尽管有一个“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强烈愿望，有“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英勇气概，但终究是朴素的阶级感情。只凭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看不透宋江这类极端狡猾的叛徒、内奸的真面目，批不倒宋江的投降主义的论调，也识不破宋江搞的阴谋诡计。结果，推翻赵宋王朝的目的不但不能达到，反而被皇帝的奴才宋江出卖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不曾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征服，却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所葬送。
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个时代，有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了人类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我们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和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下，正在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一伙“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正是这样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罪恶活动的。这个事实说明，我们的斗争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是指导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是识别一切投降派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我们工人阶级要认真看书学习，掌握革命理论，搞清楚为什么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搞清楚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搞清楚修正主义者、投降派的反革命活动的规律，不断地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识别能力，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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