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水浒评论选

    刘大杰　(1975.11.26)

    《水浒》中的投降派典型宋江，是个儒侠合一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作为两个流派都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那时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指出儒和侠一文一武，狼狈为奸，“乱法”、“犯禁”，为反动的奴隶主贵族效劳，危害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所以韩非说他们是两条危险的蛀虫。生活在西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写过《游侠列传》，说他们“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其实他所写的游侠，大都是地主阶级中的人物。“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郭解迁徙茂陵，“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这不但说明了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也说明了他们所“救”所“振”的对象，主要是地主阶级中的上层，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或那一派。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成了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

    到了唐朝，许多具有非儒思想的诗人，往往向往游侠，表示对儒生的轻蔑。李白的《侠客行》，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非儒是对的，但是颂侠是错的。中唐以降，政治日益混乱，宦官当权，藩镇割据，形成朝廷与地方以及藩镇与藩镇的对立，争权夺利，相互斗争，侠士之风，一时称盛。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开成三年宰相李石被刺，都是出于藩镇和宦官的主使。在这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政治斗争的形势下，产生了许多以游侠为题材的侠义小说。其中如红线、聂隐娘、昆伦奴等男女侠客，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或为藩镇效劳，或为贵公子卖命，但无一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

    从历史上看，儒和侠是两个不同的流派，但孔子之徒中，有人也具有“侠”的作风，二者又可以结合。说得早一些，子路就是儒中之侠。《汉书·游侠传》云：“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子路）……，死而不悔也”。可见前汉游侠是把子路也作为游侠的祖宗来推尊的。子路的特征是，文可以读经，宣传孔丘之道；武可以用剑，“杀身成名，死而不悔”，具有文武双全的“本领”。可是汉代的游侠和晚唐的侠客，只能传其后者，不能传其前者，儒和侠还是分开了。到了《水浒》里的宋江，再把子路之流的传统加以继承和发展，在文儒和武侠的结合上，成为儒、侠合一的人物形象。

    《水浒》中的宋江家有庄园，有“大小庄客”，“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不是一般的中小地主。在思想上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孟之徒。他“自幼学儒，长而通吏”；“自幼曾攻经史”，“幼读经书明礼义”；所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他的最高信念，是要为皇帝尽忠，要为父亲尽孝，要做一个“全忠全孝”、“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儒徒；从而争取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在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他这样的儒徒，不但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要造反、要起义，而且他对于造反、起义是坚决反对，是深恶痛绝的。晁盖劫了生辰纲，他说是犯了“迷天大罪”；伤了何观察，活捉黄安，他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他杀了阎婆惜，情愿刺配江州。在路上被晁盖救上梁山，劝他留在山上。他说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连戴在自己颈上的枷锁，也不许人动，说这是“国家法度”。在这些地方，充分暴露出宋江是地主阶级的奴才，是赵宋王朝的忠臣。

    《水浒》中的宋江是董仲舒的忠实信徒。笃信“天命”这一点，儒和侠是共同的。《水浒》的作者非常着力地描写和赞扬了宋江利用孔孟之道的天命观，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活动。《水浒》中，九天玄女的“法旨”，假造童谣，石碣天书以至最后的“神聚蓼儿洼”，无一不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邪说的艺术表演，无一不是神权迷信的蛊惑人心，无一不是为写宋江笃信天命作铺垫。“人间善恶皆招报，天眼何时不大开”，宋江宣扬天命主宰一切，用天命来消除阶级的对立关系，用天命来压服梁山泊头领中不愿意投降的人们，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达到他叛卖革命的目的。

    《水浒》中的宋江又是作者按照程、朱理学的模子塑造的形象。所谓理学就是唯心主义的天理之学。朱熹说过：“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所谓天理、天命、天道，等等，都是一个货色，都是借天意神权，来推行孔孟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来压迫穷苦人民，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理学家朱熹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他认为：天理是正，人欲是邪，也就是说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是合乎天理的，所以是正；穷苦人民因为活不下去而起来造反，是属于人欲的，所以是邪。朱熹强调：“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集中表现了孔孟之徒的千言万语，就是要表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永恒不变的“天理”，穷苦劳动人民必须“灭人欲”，甘心做牛做马，永世不得翻身。《水浒》中九天玄女交给宋江的“替天行道”、“去邪归正”的旗号，就是“替天行理”和“天理昭昭不可诬”的旗号。宋江正是用这一旗号，来同造反派对抗，作为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晁盖劝他上山，他说这是“上逆天理”，万万做不得，情愿死在众位手里。刘唐要杀死那两个押送宋江的“公人”时，宋江连忙劝阻说，你们这样做，“倒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不如我自己死了，立刻抽出刀来准备自刎。在宋江看来，忠孝是天理，造反是人欲，天理万万违反不得。

    由此可见，宋江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儒徒，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当然不能成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他精通儒道，也能诗词，在封建社会应当是可以升官发财的，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派别倾轧的激烈斗争中，宋江的官运并不亨通，“年已三旬”，仍然是郓城县的一个小押司，“名又不成，功又不就”。“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正道出他这种怨恨的心情。文儒求官的路走不通，他要另谋出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地主阶级野心家宋江，是很懂得这点道理的，于是在江州被救上山以后，决心走造反求官的路。《满江红》词云：“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是宋江造反求官的真实自白。请看！宋江跪在宿太尉面前哀求说：“宋江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又向高俅“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又宋江听到朝廷颁降诏书，赦罪招安时，“喜从天降，笑颜逐开”。奴才嘴脸何等鲜明；孔孟之道，表现得又是何等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