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 (1975.11.05)
伟大领袖在关于《水浒》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明确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水浒》这一反面教材美化投降派宋江，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实质。＊＊＊
《水浒》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颂扬投降主义，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叛徒形象，主要是通过对“忠义”的标榜，以“忠义”为中心思想来表现的。本来，“起义”和“忠义”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绝不容许混淆；但《水浒》的作者在熔铸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却妄图把这两者调和起来，合二而一。《水浒》而冠以“忠义”（《忠义水浒传》），或径直题名为《忠义传》（注），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作者歌颂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
“起义”，在梁山起义军的习惯用语里，常常被称为“聚义”。如“公孙胜应七星聚义”、“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三山聚义打青州”等等。可以看出，在这里“聚义”和“起义”是同义语。聚众起事，聚众造反，都谓之“聚义”。当然这个“义”字，有时还包含有“江湖义气”的意思，它是农民起义军在与地主阶级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道德观念，与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义”是有不同的阶级内容的。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忠义”，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的，是封建伦理教条的最高准则。“忠”即“忠君”，就是忠于封建皇帝；“义”，按照儒家代表人物孟轲的解释，叫做“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在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封建宗法思想中，“忠”居于核心地位，孝、节、义等，都只能是附属于忠，服务于忠的。因而，孟轲在讲到“忠”与“义”的关系时，又特别强调说：“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同上）；“无礼义，则上下乱。”（《尽心》下）意思是说，不讲“义”（即不走“正路”）的人不可能敬重他的君主，没有“礼义”，上下尊卑，统治秩序就乱了套。很清楚，孟轲所鼓吹的“义”完全是为“忠君”服务的，就是要求被压迫阶级走服从反动统治阶级统治的“正路”，乖乖地做奴才，一生一世也不反抗，以防止反动统治秩序的混乱。我们了解了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忠义”的内容，也就搞清楚了《水浒》作者们创作《水浒》而标榜“忠义”的企图。有些封建文人替《水浒》唱赞歌，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由此可见，《水浒》是一部宣扬地主阶级“忠义”观念的小说，它的目的，就是要把农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尖锐对立调和起来，使农民起义军逐步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走上奴才主义的受招安的“正路”。
在《水浒》里，农民起义军反对封建压迫、封建剥削的斗争，仅仅被描绘成“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斗争。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就这样被所谓“忠”和“奸”的矛盾取代了。于是，以“忠义”为中心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忠于皇帝的思想，就贯穿了《水浒》的全部情节，成为作者大肆渲染的内容。
被置于《水浒》长篇结构开端的，是高俅发迹的小故事。从高俅的简史中引出了王进由于高俅的迫害而夜走延安府，林冲由于高俅的迫害而发配充军，杨志由于高俅的斥退而流落犯罪。其后，贯穿全书的是高俅和蔡京、童贯等狼狈为奸，作为“忠义”水浒的对立面而展开活动，给人们留下“高俅佞虽堪恨”的印象。
反动文人金圣叹在他腰斩了的七十一回本《水浒》第一回的批语中，对作者的结构意图作了这样的概括：“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测也，作者之所以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所谓“乱自下生”，即农民因不堪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竿而起，聚义造反，那里埋葬封建王朝的人民革命的海洋，当然是深“不可测”，“作者之所必避”的。所谓“乱自上作”，只不过是“奸臣当道，蒙蔽圣聪”而已，那总是会有“云开见日”的一天的。先写高俅，这就规定了矛盾的性质：不是宋徽宗王朝的腐朽统治，不是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广大农民的聚义造反，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只是“蔡京、高俅、童贯、杨戬等四个贼臣坏家、坏民、坏国”，引起怀有“忠义”思想的人的不满。因此，水浒起义军的被“逼上梁山”，也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
《水浒》一开端就充塞着这种忠奸矛盾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教，大力宣扬封建主义的“忠义”观念。
林冲火并王伦，这本来是义军内部的路线之争，作者却偏偏要林冲在拥戴晁盖时，说一番所谓“明大义”的话：“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剪除君侧元匈首恶？今有晁史仗义疏才，智勇足备……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这不分明是把火并王伦也写成是为了将来整顿朝纲、剪除贼臣、清君侧的需要吗？这不分明是把晁盖等人自劫“生辰纲”以来的造反行动纳入了忠君勤王的封建主义轨道了吗？还应该注意的是，在这里，作者已经把“义气为重”隶属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大道理”之下了。
《水浒》中的三阮，是最具有反抗性的人物，他们在劫生辰纲以前，早就羡慕梁山起义军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反抗生活了，在石碣村对抗官军的战斗中，更是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而且后来还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作过斗争，不失起义英雄的本色。但就是这样的人物，作者也从一开头就让他唱出了“酷吏贪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句子，把他们的造反行动同样纳入了作者所大力宣扬的“忠义”观念的框框。
“忠为君王恨贼臣”的下联是“义连兄弟且藏身”。通俗的解释，就是为了“哥们义气”，或者说以“义气为重”，暂且藏身于水泊之中，等待时机，把义军引上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道路，以实现忠君报国的最终目的。这是孟轲所倡导的“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的“人之正路”的不折不扣的翻版。林冲拥戴晁盖时的那一番话，已经道出了这种意图。甚至连武松被逼上二龙山落草时，作者也让他说出了“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这样的话。至于那些被宋江网罗上山的被俘的朝廷将吏们，就更是这种“忠义”观念的传声筒了。
过去在分析《水浒》宣扬的“忠义”观念时，包括我在内，大都是认为这是两个对立的理想范畴和道德观念，“忠”是封建的糟粕，而“义”却包含着反抗的内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农民义军的斗争理想。显然这是没有划清“聚义”和“忠义”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也没有认识到，《水浒》所宣扬的“义”，完全偷换了农民义军聚义造反的革命内容。忠于君王就不能忠于起义军，忠于起义军就不能忠于君王。因而，隶属于“忠”的“义”的观念，其内涵也只能与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相一致，相表里，而决不可能相对抗。《水浒》作者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忠义”观念强加给农民义军，这不过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的欺骗伎俩，妄图给被压迫农民套上一条“忠义”的锁链，以消除他们的反抗意识，让他们给地主阶级当顺民，这是《水浒》作者向封建统治者提供的一个非常毒辣和狡猾的思想策略。
《水浒》所标榜和鼓吹的“忠义”观念，是这部书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忠义是投降的舆论准备，投降是忠义的必然归结。这就是《水浒》一书在明代中叶以后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背景里，不断被加工，反复宣扬的思想主题。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水浒》作者写了水泊梁山的起义、发展、受招安、打方腊直至灭亡的全过程。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斗争，在这里被歪曲成为洒尽鲜血保卫封建统治秩序、贯彻实践封建主义的“忠义”观念的颂歌。＊＊＊
反面教材需要反面教员来现身说法。《水浒》作者不仅用“忠义”观念渲染了、贯穿了《水浒》的故事情节，更主要的是，他们还用这个“忠义”观念熔铸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人物——叛徒宋江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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