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国恩 (1975.09.30)
（北京大学中文系 游国恩）
学习了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使我心明眼亮，对于《水浒》这部书特别是宋江这个投降派的认识大大提高，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不少问题也得到深刻的启示，心中感到无比高兴。在伟大教导的鼓舞下，我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的指示，积极参加评论《水浒》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古典文学的研究。
《水浒》这部书，过去许多人都认为是歌颂农民起义的。现在看来，它是一部鼓吹投降主义、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反面教材，是封建皇帝的“千秋金鉴”。
《水浒》所竭力歌颂的宋江，从前我以为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正面形象。现在看来，他不但不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而且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一个内奸，是葬送革命果实、消灭农民起义军的罪魁！
《水浒》中梁山泊的人物，阶级成分很复杂，上梁山的动机和原因也各不相同。宋江是个县衙门的刀笔小吏，社会地位虽不很高，但家中有庄园、有地窑，有大小庄客干活看家。他为人交游广阔，挥金如土，不言而喻，是一个很有钱的地主分子。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头脑中充满了反动的孔孟之道，满口忠孝仁义；尽管有多次机会上梁山，却为了尽忠尽孝，坚决不肯，甚至以死来拒绝，认为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陷于不忠不孝之地”。象宋江这样的人，反动立场如此顽固，封建思想渗透了骨髓，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参加革命队伍？他后来走投无路，迫不得已上梁山，那也只是为了“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想走一条曲折的升官发财的道路而已。因此他上山以后，出于他的反动的阶级本性，必然千方百计从内部搞垮农民起义队伍，这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但是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是坚决要革命的，李逵天不怕，地不怕，蔑视皇帝，大闹东京。宋江口口声声尊重国家法度，尽忠报国；李逵却敢于劫法场，扯诏书，拳打太尉，大骂皇帝，至死还想造反，死后赵佶在梦中还见他“抡起双斧”奔上前来。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立场，显然表现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革命的农民阶级和反动的地主阶级、坚持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水浒》一书别有用心地歪曲农民起义，把许多起义英雄的形象加以歪曲，让他们跟着宋江跑，这完全是为了宣扬阶级调和，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目的。正因为这样，它才被封建地主阶级称为“忠义水浒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起义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皇帝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最大头子，是剥削和奴役农民的最高统治者。封建国家一切官吏，无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无论大贪小贪，或者象封建史家所称赞的“良吏”“循吏”，都是皇帝意志的体现者和命令的执行者。因此象《水浒》那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必然是宣扬阶级投降、维护封建统治的。在《水浒》中，宋江提出“替天行道”，“保国安民”，要求起义军头领“共存忠义之心，同著功勋于国”。他所谓“天”就是皇帝，所谓“道”就是孔孟之道；他要“安”的是地主阶级，“保”的是封建国家政权。宋江就是要按照这一条投降路线，把革命事业搞垮。受招安之后，宋江积极充当皇帝的帮凶，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在无数革命农民的血泊中，取得功名富贵，“光宗耀祖，荫子封妻”。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农民革命的内奸、投降派吗？鲁迅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真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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