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的“法度”有鲜明的阶级性，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以此作为一种强制的力量而起作用。被压迫阶级要革命，就要敢于破除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法度”。敢破封建国家“法度”，还是维护封建国家“法度”？这历来是农民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方面。梁山上的李逵、阮氏三兄弟等好汉，就敢于蔑视那些反映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度”，敢于冲破它，砸碎它。而宋江则一头拜倒在反动“法度”面前，拚命维护它。宋江死也不肯让梁山上的人给他除去枷锁，一者是要向梁山上的人表示，他是决不会违犯“国家法度”，背负朝廷，上山落草的；二者是要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晁盖等人，他们抗拒州府，杀死官军，“直如此大弄”，蔑视和破坏“国家法度”，是犯了“迷天大罪”。后来他前往江州，路过穆家庄时，又让两个押送公人除了枷。那是因为“这里又无外人”，穆太公不是晁盖，不会劝他落草，他也不需要教训穆太公：不得违犯“国家法度”。从宋江对封建“国家法度”的态度，我们看到了他对整个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专政的态度，足见他是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
从宋江上山前的甘愿套刑枷，到宋江混迹于梁山大搞投降，接受招安；到镇压方腊领导的农民革命队伍，为朝廷“除害”；到宋江领下“御酒”，并在临死前药死“强气未灭”，有可能在宋江死后“犯上作乱”的李逵，又为朝廷除了一个“隐患”，都活现了宋江作为反动腐朽的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的丑恶本相。
宋江不但自己甘愿作“天子”的奴才，还要梁山农民革命队伍也都甘愿做“天子”的奴才。他上了梁山以后，处心积虑地把代表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各种精神枷锁，硬套在农民起义军将士头上。宋江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标榜忠义，鼓吹“官爵升迁”、“青史留名”之类的地主阶级世界观，来毒害起义军将士，要被压迫阶级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永远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对于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水浒》着意精心塑造，百般美化，这只能说明它是一部鼓吹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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