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后来也是反招安的，他不愿朝京，与鲁智深一样，也是一种反抗。但作者却一笔带过，将他的反抗抹煞了。
李俊，在征辽后曾与吴用等人计划过劫掠东京，重上梁山泊。这样一个人，在征方腊后，托病以脱离宋江。然而，作者却把他写成只是为了不负前约，明哲保身，而终于到国外去了。
对于反对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人和事，《水浒》作者不去表现它，把它阉割掉，这难道就是所谓“现实主义的胜利”吗？如果真的是“以事实批判了投降路线”，这些事实，作者为什么不去写，或者只写了一点点又加以歪曲呢？
《水浒》作者不仅歪曲现实，为投降主义辩护；而且编造事实，极力宣扬投降主义者得到的“美好”结局：封妻荫子，青史留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生时作官封侯，死后为神为佛，把这些琳琅满目地向读者展览出来。
在小说中，徽宗皇帝对梁山泊的头领们是多么“仁慈体恤”，他对宋江等只剩少数人生还“心中嗟念”，“不胜伤悼”。他许诺“殁于王事者，朕命各坟加封，不没其功”。并说话算数，立即实践诺言，“将这已殁于王事者，正将偏将各授名爵：正将封为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如有子孙者，就令赴京，照名承袭官爵；如无子孙者，敕赐立庙”。不愿封侯赐爵的鲁智深、武松，也加赠了“雅号”，就连已故的女将也加封为“夫人”、“郡君”。生还者封官授职，赏赐了金银锦缎。真是“皇恩浩荡”。你看，皇帝大张筵宴，犒赏功臣，何等荣耀；你看，宋江受赐金银一千两，另有十万贯“赐钱”“作为还乡之资”，准假省亲，锦衣还乡，何等风光。一句话；朝廷不负人，投降就是好。作者把封建统治阶级和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吹得天花乱坠。
小说又以方腊的结局与宋江的结局作对比。“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投降的奴才升官受赏，坚持革命的英雄当刑受剐。这部作品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投降派，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这种歪曲农民革命的反面教材，还说得上是现实主义的吗？
也许有人会说：不管怎样说，宋江不是最后被药死了吗？这个悲剧结局不是对投降主义的批判吗？这种辩解是可笑的。因为，他们掩盖了作者写宋江之死的真正居心。《水浒》作者是要通过宋江之死来树立一个“全忠仗义”的最高典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虽死而无怨。这才是封建统治者最理想的奴才。作者塑造宋江“一生忠义”的形象，刻画和赞美他的奴才性格，正是通过写他的死，才得到最后完成的。作者树立这样一个典型，是要农民起义军都来学他，当一个“有始有终”，“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好奴才。这样，封建统治者就可高枕无忧了。
宋江虽然受了奸臣的暗算，但作者告诉我们，奸臣之上还有皇帝，还有皇天，他们是“至圣至明”的。因此，投降派即使生前不能遂心永享富贵，死后一可封爵，二可升天。宋江死后，不就是被皇天封为梁山泊都土地吗？皇帝不也终于不受蒙蔽，而替他建立庙宇，敕封他为什么“忠烈义济灵应侯”吗？“生封侯而死庙食”，是地主阶级分子的人生最高理想。宋江得到了，甚至超过了，多么值得令人羡慕。《水浒》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活着也好，死了也好，还是当投降派好，当奴才好。
宋江作为投降派的最高典范，不仅自己死而无怨，而且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绞杀革命派。他利用“手足之情”，“兄弟之义”，把李逵骗到楚州，同饮鸩酒，以免他重去“哨聚山林”。对宋江个人，是免得坏了他“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对朝廷来说，是尽走狗的最后义务。宋江的嘴脸是何等丑恶，真是地地道道的奴才。小说的作者，正是通过宋江毒杀李逵的情节来表现宋江忠义的彻底性的。
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浒》的结局处理，是歪曲农民革命的，是歌颂投降主义的。把它吹捧为“现实主义的胜利”，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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