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对整个战略形势有很强的洞察力。他未出茅庐，已预知三分天下之势。到三足鼎立形成后，即向刘备提出了联吴抗魏的大计方针。联吴实际是搞统一战线，巩固后方，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孔明之所以把曹魏政权作为蜀国最主要的抗争对手，一是由于曹魏军事集团对蜀国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它在三国中势力最大，富有扩张野心；二是由于曹魏政权是直接取代东汉政权而产生，违反封建秩序。当然，第一条理由是抗魏的根本原因，最后一条是次一级的原因，却是施行抗魏的最有利的借口。
明确的战略目标是制定外交、军事决策、实行各项政治行动的基本依据。因为要北抗曹魏，所以对南方边远部落的叛乱只能实行和解安抚、攻心为上的方针，从而对叛乱首领只能是捉而不伤，并且要擒拿一次，释放一次，直到心服归顺为止。因为要以曹魏为主要军事对手，所以对孙吴集团能施行全力联合、求同存异的方针，从而舌战群儒以说服之，设计结亲以联络之，夺其城池，矛盾激化以后，权托“借用”以缓和之，大动干戈后，关系僵化，复以玉帛修复之。战略目标决定国家的军事、外交方针，这些方针又决定具体的军事与外交活动。诸葛亮对军国大事的安排就是这样以战略目标为中心，层层衔接，环环紧扣的。
当战略目标受挫时，诸葛亮仍能认真地分析形势，努力挽救恢复而不放弃。在吴蜀为争夺荆州而导致关系破裂后，魏国乘机联络吴国出兵五路伐蜀。为了稳定局势，诸葛亮尽力复修吴蜀关系。为此，他先后三顾茅庐图
采取了三个重要步骤。第一，稳定其他四路攻蜀之兵。第二，精心选派能不辱使命的外交使臣出使吴国。他选派的户部尚书邓芝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舌辩才能，二是理解联吴的战略意义。邓芝是他当面考察后委派的。第三，当孙吴派张温入川答礼时，安排了秦宓为难张温的场面。张温在孔明设宴相待时，酒席间谈笑自若颇有傲慢之意。第二天，在后主为张温设宴相送时，孔明殷勤劝酒，忽然一人乘醉入席，孔明向张温介绍说，这是益州学士秦宓。宓向温夸口，自称：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览。”(第八十六回)温以天是否有头、有耳、有足、有姓等天文怪题相难，而宓答问如流，满座皆惊。之后，秦宓以地理上的怪题反问张温，温无言可对，避席相谢。这时，孔明站出来替张温说话： “席间问难，皆戏谈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国之道，何在唇齿之戏哉!”在安排这个场面上，孔明的高明之处： 一是换个角度给张温以难堪，避免正面指责；二是让手下人出面，回旋余地大；三是他见好就收场，亲自给张温以台阶。由此我们看到，孔明不仅理解外交的意义，并且精于外交，他善于将外交手段极妙地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标。
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孔明一贯主张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性。未出茅庐时，他就向刘备提出，当跨有荆、益后，等待时机，“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第三十八回)。当刘备攻取汉中，而曹操联系东吴，欲取荆州时，孔明向刘备建议： “可差使命就送官诰与云长，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矣。”(第七十三回)这是一种积极的和争取主动的战略方针。孔明在《后出师表》中提出“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第九十七回)这也反映了他战略上争取主动的思想。事实上，弱小的蜀国只有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才是对自己有效的防御，而一旦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战争在自己国土上进行，情况就立刻变得不可收拾，而后来的情况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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