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兵得胜后，故意扬言要分兵两路攻邺郡、黎恫，切断袁兵归路，袁绍急忙各派兵五万救应两地，曹操乘袁绍兵动时分大军八路齐出，袁军四散奔走，不可收拾，彻底溃败。这里，袁绍判断失误，被敌人所调遣，迅速失败已在所难免。
第四，是非不分，逼反部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是军事战役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但袁绍却在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轻信挑拨，猜忌部下，把自己的部下逼到敌人一边去，削弱自己，壮大敌人。许攸向袁绍献计未被采纳，这时去后方催粮的审配来信反映许攸过去在冀州的“经济问题”，并汇报许攸之子侄已被收监。袁绍见信后大骂许： “滥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耶!汝与曹操有旧，想今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本当斩首，今权且寄头在项!可速退出，今后不许相见!”(第三十回)许攸觉得自己子侄被害，无颜复回冀州，准备拔剑自杀，被身边人劝住，投奔了曹操，向曹操献了乌巢断粮之计，后又献了决漳河灌冀州之计，均获成功。张郃、高览二将曾被袁绍派去劫曹军营寨，因为对方早有准备而失败。出兵前与张郃有意见分歧的郭图怕张郃回军后追究是非，就在袁绍面前诬陷说： 张郃、高览见主公兵败，心中必喜。原因是“二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击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损折士卒”(第三十回)。袁绍即派人召二人回来问罪，而郭图却先让人告知二将说，回来将被袁绍杀头。二人只好去投曹操。袁绍兵败回冀州途中，对他出兵时未听田丰之谏表示后悔，而前来接应袁绍的谋士逢纪却诬陷说： “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 ‘果不出吾之料!’”(第三十一回)袁绍竟信以为真，派人持剑先往冀州狱中杀掉田丰。
袁绍作为最高领导人，在这些事情上的直接失误，一是没有调查研究，听信一面之词，甚至不给被诬陷者以申辩的机会，二是对部下追究责任不选择适当的时机，因为即使是许攸果有经济问题，张郃卖阵为真，也应在战役结束后再作处理，绝不该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在自己不能控制张郃的时候就要给予处理。袁绍对这些事件的间接责任，一是他平时不能用明确的奋斗目标统一部下的思想，致使他们各怀私心，互相拆台和诬陷，二是他对部下没有基本的信任。
官渡之战集中暴露了袁绍低劣的领导水平。然而，袁绍一生的重大失误并非到此为止。他败退冀州后，准备选定接班人，由于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错综复杂，几个谋士各为其主，因而他对此事一直踌躇不决，下不了决心。他既不愿按照传统的接班方法立长子袁谭为接班人，又不能在对三子袁尚有所心许的情况下逐步收缴袁谭的兵权，保证袁尚地位的稳固性，结果在他死后，两个儿子鏖兵相争，先前的派系斗争公开化，袁谭甚至勾结曹操为外援。这种内部纷争被曹操所利用，导致袁绍集团彻底覆灭。
袁绍性格的一个最大弱点是对什么事情都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有时候似乎是下了决心，但行动起来又摇摆不定，这实际上还是信心不足，决心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袁绍当年在朝廷为司隶校尉，在何进手下干事时，却是表现得非常果断。灵帝死后，宦官准备作乱，他挺身而出，点御林兵五千斩关入宫，引大臣入内，扶立少帝。他曾向何进建议对宦官斩草除根，一再劝告何进乘军权在手时下手，认为“此天赞之时，不可失也”。(第二回)他为诛宦官也曾提出过召外兵入京的错误建议，但并未显出动摇不定的性格。当谋杀宦官的事情败露后，他劝何进不要冒险入宫，何进不听劝阻，决意入宫，他与曹操带剑护送。何进被杀后，他即时诛杀宦官，平定叛乱。董卓谋废少帝，大臣无人敢于反对，惟袁绍挺身抗争，拔剑相对。此时的袁绍英勇果断，敢做敢为，也许是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尚具有青年人的勃勃朝气，但人们各年龄段的性格变化不至于产生如此天壤差别。也许是有些人一当上主要领导，负起全面责任就顾虑重重，动摇不定，而袁绍就属于这类人物。
袁绍曾经组织和领导了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但在袁绍手下，谋士间勾心斗角，文官对武将相陷害，上下级之间互相猜忌，身后妻妾间相互残杀，子辈兄弟相互攻伐。这个集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引发和包含了多种矛盾。这是一个病态的政治集团，它越是膨胀，越是虚弱，探讨它的致病之因一定不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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