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风云人物正解

    官渡之战是袁绍领导能力的总表演，他的领导行为的诸种缺陷在此得到了集中体现。

    第一，关于出兵时机。曹操东击刘备时许昌空虚，袁绍以幼子之病相推托不肯出兵。曹操一举击败刘备，回师京都，刘备投奔袁绍。这时，绍对备讲： “吾欲进兵赴许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兴兵。”(第二十五回)出兵进攻敌人，所要选择的是战机，哪能舍掉战机单纯考虑季节冷暖?袁绍的决定受到田丰的反对，田丰主张等待战机再次出兵，袁绍答应考虑田丰的意见，官 渡 之 战

    又去询问刘备，备回答说： “曹操欺君之贼，明公若不讨之，恐失大义于天下。”(第二十五回)袁绍表示赞同，遂进军白马以攻曹。事实上，刘备对他所讲的只是出兵的理由问题，袁绍却用出兵理由代替出兵时机，且以“春暖”为出兵借口而不择战机，这就潜伏下了失败的祸根。

    白马战役失利后，他退兵武阳，按兵不动，等听到曹操封孙权为将军，曹吴关系密切时，凭感情冲动就起兵七十万攻曹，发起官渡战役。官渡之战溃败后，他急于复仇，聚得二三十万人马，仓皇迎战，复有仓亭之败。实际上，曹操封孙权为大将军，用心是要拉拢孙权，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对抗袁绍。袁绍在敌方力量未壮大之前按兵不动，敌方力量一壮大，反倒出兵攻击，高明的领导人是绝不会干这种蠢事的。仓亭之役，兵势衰弱，士气不高，又准备不足，出兵的形势里就包含了可能失败的全部因素。郭嘉评价袁绍，说他“好为虚势，不知兵要”。看来其评价是正确的。

    第二，关于战役中的用人。袁绍手下的谋士武将很多，连荀彧都能说出各人的特点，在一次与孔融的论辩时，他说： “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可，可一战而禽（擒）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但袁绍本人根本没有想到对手下的人作一基本的估计，以避其所短，用其所长。白马之役分别派颜良、文丑单独领兵敌操，结果兵败身亡。在官渡之役的决战前夕，田丰被囚于狱中，许攸被逼投曹，沮授被锁禁军中……

    曹操在战前曾派兵劫袁绍之粮，这已引起了袁绍对屯粮重地乌巢的注意，他派大将淳于琼等领兵驻守乌巢。淳于琼性刚好酒，到了乌巢，整天与诸将聚饮，操兵攻陷乌巢时，他正醉卧帐中，不及御敌，结果粮草被操军尽行烧绝。看来，袁绍对自己部将的性格是不了解的，他不知道避人之短是调兵遣将时应特别加以注意的。

    第三，军事上消极防御，受敌调遣。在战役的关键时刻，许攸捕获了曹操的催粮信使，知操粮草已尽，建议袁绍分兵袭击许昌，乘操回兵救应时两路首尾相攻，击溃操军，这真是主动出击、出奇制胜的妙计，但袁绍却认为书信所言是操的诱敌之计，拒绝主动出击，这样，袁绍把自己的军队放在了消极被动的地位。

    乌巢粮草被烧时，袁绍召集文武各官商议救援，张郃主张立即援救乌巢，郭图主张乘虚劫曹操军营。这时，袁绍派张郃领兵五千劫营，派蒋奇领兵一万往救乌巢。他这一军事步骤不能出奇制胜，又有诸多失误： 其一是两个拳头打人，不能集中使用兵力；其二是两路军马甚少，无异以卵击石；其三是力主援救乌巢的张郃却被派往劫营，这样，劫营主将的信心必然不足。结果，袁绍两路军马失利，军心动摇，加之乌巢粮草被烧，败局已几乎不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