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将汉中长期实行的诸围错守的全面防御部署，收缩成以汉城、乐城两大据点为主的重点防御部署。原部署之方针是：敌若来攻，使不得入，拒于国门之外。兴势之役，即承此制（注一）。姜维部署之方针是：许敌入，使二城镇守，遣游军袭扰，使不得过阳平关；敌攻城不克，粮尽必退；城守兵出，与游军并力，以歼敌。姜维认为全面防御适可退敌，仅得小利，而重点防御诱敌深入，可获大捷。姜维虽说的有理，但实际情况是兵资严重不足，他不得已而为之。这就好像赌博一样，开始投小子儿，越输越要押大钱。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部署的结果。陈寿在《姜维传》末的一句评语是相当深刻的：《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治大国犹如烹一条小鱼，乱翻就会翻的稀烂，何况一个小国，怎经得住频繁折腾。
景耀五年（262），姜维又欲出兵，军廖化说：“‘兵不戢，必’，姜维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三国志·廖化传》注引《汉晋春秋》）姜维出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朝臣欲除姜维兵权，立阎宇。姜维畏忌，不敢回成都。
景耀六年（263）夏，魏大将军司马昭令钟会、邓艾等准备伐蜀。姜维表刘禅曰：“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平关、桥头谷以防未然。”（《三国志·姜维传》）刘禅咨黄皓，黄皓征信鬼巫，谓敌不至。刘禅寝之，群臣莫知。虎狼窥门，昏主依旧高枕。
东吴孙休曾遣薛诩使蜀，及还，孙休问蜀政得失，薛诩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三国志·薛诩传》注引《汉晋春秋》）吴闻魏伐蜀，有人问张悌曰：“司马懿父子得政以来，大难屡作，今又竭力征蜀，兵劳民疲，何以能济？”张悌曰：“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彼之失民久矣。司马氏自握其柄，除烦苛，布平惠，民心归之亦久矣。故淮南三叛，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弊。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过无功，终无败北之忧，何为不可哉？然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吴人笑其言，待蜀亡乃服。张悌言之有理。其实，在汉晋间，社会动荡不安，曹操、刘备、孙权及司马氏之流皆是一脉相承、应运而生的枭雄，而袁术、刘璋、曹爽、刘禅及孙皓等则尽属半斤八两而欲浑水摸鱼的鼠辈。诸雄皆靠权术和强力来建立统治，他们虽未明显施暴，但所行善事也有限。对重赋苦役，要文过饰非，对宽政息民，则要声扬遐迩。他们还够不上英君明主。群鼠短目，不辨时务，混淆是非，是自然法则为枭雄备好的猎物。曹丕、曹睿之徒是介于强弱间的一类，进可望枭雄之项背，退则践鼠辈之踪迹。
注一：兴势之役是由全面防御向重点防御的转折。《三国志·王平传》曰：曹爽率十余万向汉中，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欲守汉、乐二城，许敌入，以待援军。王平不许，令据兴势，以待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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