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论

    《三国志》曰：建安十四年（209），孙权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程普为裨将军，领江夏太守。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随即南征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四郡皆降。刘琦病死，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自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孙权见刘备平定四郡，稍畏之，嫁妹固好。《三国志·刘备传》注引《江表传》曰：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刘备。刘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刘备。刘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孙权借荆州数郡。《江表传》说的刘备向孙权借荆州数郡大概即指《三国志》说的刘备南征荆州四郡。《三国志》与《江表传》对刘备如何得荆州四郡说法不一，《三国志》谓征，《江表传》谓借。何者为准？我认为《三国志》的说法是站在刘备的立场上的，就客观事实来看，可能较为公允；《江表传》的说法是站在孙权的立场上的，多少有些偏颇。在此条注引的上一条注引里，孙盛曰：《江表传》之言，当时吴人欲专美之辞。

    孙权、刘备连盟，破走曹操，孙权功劳大于刘备，自然要获得多些，刘备扛过大难，也不甘示弱，要抓住机会，尽量求以立足。

    孙策定江东就欲图荆州，全据长江。孙权继续贯彻这一战略。他采甘宁计，消灭黄祖，纳鲁肃策，欲规荆州，用周瑜打败曹操，直入江陵。《三国志·吕蒙传》曰：孙权说陆逊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三国志·周瑜传》曰：孙权说全琮曰：“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孙权谓周瑜是使他初入荆州的功臣。

    刘备自纳诸葛亮隆中之策后便有据荆州之意。《三国志·刘备传》注引《英雄记》、《魏书》及《汉魏春秋》记有刘表病重期间有向刘备托荆州及托孤之事。裴松之认为刘表夫妻素爱刘琮，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刘备。裴松之的说法是否正确呢？《三国志·刘表传》曰：刘表及妻爱少子刘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刘琦为江夏太守，众遂奉刘琮为嗣。《三国志·诸葛亮传》曰：刘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刘琮，不悦于刘琦。刘琦不安，用诸葛亮内危外安计，会黄祖死，乃求出江夏。《后汉书·刘表传》曰：刘表初以刘琦貌类于己而甚爱之，后为刘琮娶后妻蔡氏侄女，蔡氏遂爱刘琮而恶刘琦。刘表宠耽后妻，信之毁誉，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睦于刘琮。刘表病甚，刘琦省疾。蔡瑁、张允恐父子相见相感，更有托后之意，遂不使得见，刘琦流涕而去。众遂奉刘琮为嗣。刘琦怒，将因奔丧作难，会曹操至，乃止。《三国志·刘表传》说的刘表及妻，不知是前妻还是后妻。刘表前妻死于建安年间（《三国志·刘表传》注引《搜神记》）。从时间和因果来看，应指为后妻，与后两传说的相符，即刘表为刘琮娶后妻侄女后才有舍嫡立庶的想法，刘琦遂用诸葛亮计而出。待刘表病危（很可能已身不由己），抑或已死，刘琮才嗣位。故刘表舍嫡立庶并非情计久定的事。刘表平时阴御刘备，病笃时厚遇之的可能性是有的。一，自感身没后其子难防刘备，与其难防，不如笼络；二，见袁氏殆尽，自身将受曹操逼迫，故欲依刘备御敌。我想这样的推测应该合乎情理：刘表先以荆州托刘备，刘备推辞后，又以子相托。不论刘表之托是真心还是假意，事实上刘表死后是刘琮在襄阳得蔡瑁、张允等辅助而欲作威作福，刘备、刘琦则在外，同病相怜。不管怎样，在荆州危难时刻，刘备还是记着刘表的一份情谊，未有忍心夺其基业。当然，他看到曹操大兵压境，可能觉得夺之也难守，不如走为上。

    诸葛亮向孙权说合纵之策时即已暗示刘备应有荆州。他说，孙权起兵据有江东，刘备亦收众汉南。孙权诚能与刘备协规同力，必破曹操。曹操败北，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汉南即指荆州。《尔雅·释地》曰：汉南曰荆州。他是言江东属孙权的势力范围，荆州应是刘备的势力范围；破曹操后，荆州刘备、东吴孙权与北方曹操可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孙权想连荆扬，刘备望跨荆益，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利益。但孙权、刘备结盟，就不得不进行协商，对欲独享的利益做出适当的划分。这时荆州七郡的情况是这样的：曹操除降张绣而有南阳郡之外，败北后仍据南郡和江夏郡的北部，居上而临下；孙权占得南郡和江夏郡的南部，横贯长江一线的战略要冲；刘备屯在江陵的南岸地，他要南取武陵、长沙、零陵和桂阳四郡。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就是要用刘琦继有荆州的合法性来争取余下的部分。孙权有实力入南部荆州，他为了不破盟，只好让步，许刘备南下，或谓四郡已应北，刘备未必能容易得手。当刘备以刘琦的名义顺而收之后，孙权不得不高看刘备。事情的经过应该如此。后两家关系破裂，孙权遂把同意刘备取四郡，自己不染指，说成是刘备向他借的，而刘备则认为完全是自己征取的。

    刘琦死后，刘备表孙权领徐州牧，自己领荆州牧，意图便是想以孙权领有徐州来换取自己获得荆州。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孙权虽乐领徐州，不过为虚领，徐州仍在曹操手里。孙权兵入荆州境，岂能轻易退出。但为同盟计，孙权既已认可刘琦拥有荆州的治权，也只好允许刘备继之，不便对自己所占荆州部分再置刺史或州牧一职。孙权如此，表面上是愿与刘备结盟，而私下则常视其为寄寓，尚有招揽之意。

    刘备真正从孙权手上借的是南郡。面对曹操咄咄逼人的强势，孙权、刘备的联盟自然是相互借力以求生存；生存下来，再图发展壮大。在这种主要为自我存在而结成的联盟关系中，各方既得随顺依赖而获安，且又在伺机兼并以自强。随顺依赖是出于现实考虑的权宜，伺机兼并则为贪婪的本性。

    十五年（210），刘备至京口见孙权，求借南郡，以都督荆州。刘表统治荆州时，把州治从汉寿县迁至襄阳县。赤壁之战后，曹操仍以襄阳县为北荆州治所，后移治新野县。江陵县为南郡治所所在，是中南荆州的重镇。它控扼长江中游，东下吴会，南接南岭，西通巴蜀，北望中原，战略价值极大。刘备至京口见孙权，提出借南郡以都督荆州的请求，就是希望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到南郡，以利下一步的发展。

    闻刘备来借地，周瑜上疏孙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为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关张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等挟令之，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相资助，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周瑜传》）鲁肃反对此策，曰：“曹公威力实重，将军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三国志·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孙权恐不能独制曹操，当广揽英雄，又恐刘备难以猝制，故未纳周瑜之言，对鲁肃之计亦未明确表态。

    后刘备得庞统，遂问曰：“卿为周公瑾功曹，孤到吴，闻此人有密书，劝仲谋相留，有之乎？”庞统曰：“有之。”刘备叹息曰：“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此诚出于险途，非万全之计也。”（《三国志·庞统传》注引《江表传》）庞统字士元，襄阳人，荆楚谓之高俊，有凤雏之名；刘表时，在南郡做事，周瑜领南郡，从周瑜，刘备到南郡，又从刘备，与诸葛亮同为军师中郎将。其实，刘备被穷追猛打、无立锥之地的危急时刻已经过去，他以区区数万士众占得荆州四郡，大致就是今天湖南省的地方，面积约三十万平方公里，可谓转危为安。他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时人称为左公，他以此将油江口改为公安，谓己获安。倒是后来他夷陵战败逃至鱼复又陷入困境，虽然改鱼复为永安，逃过葬身鱼腹一劫，可还是在永安永远安息了。他说的危急是托辞，求地以规远图才是目的。赤壁之战后形成的格局，显而易见是曹操与孙权在长江一线对峙，刘备则处在孙权的后方。刘备认为自己是荆州牧，应该得到荆州的实惠，若与孙权共治曹操，比他一人独任为好。这大概是刘备向孙权求都督荆州的理由。刘备志在中原，故急于从后面走上前台。

    刘备还，周瑜即诣京口见孙权，建议取蜀，孙权纳之。周瑜欲行扩张，不但可以阻止刘备伸手，而且还能相机剪除之。孙权遣使报刘备欲与之共取蜀，刘备乃婉言谢绝。周瑜还备行装，不幸途中病卒。孙权拜鲁肃为奋武校尉前往南郡统兵，以程普领南郡太守。见刘备推辞，周瑜殁，曹操又在东线部署大军，孙权遂纳鲁肃之议，把南郡借给刘备，以鲁肃为汉昌太守，下屯陆口，程普还领江夏太守。《三国志·孙权传》曰：建安十五年（210），孙权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长沙郡为刘备所有，孙权何以分之？《三国志·周瑜传》曰：周瑜占南郡，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下隽、汉昌、刘阳、州陵四县。下隽、汉昌、刘阳在长沙郡东北，州陵在南郡东南，四县应为周瑜自赤壁而入江陵期间所得。孙权大概就是将原周瑜奉邑合为汉昌郡的，使与江夏郡连结，以卫江东。鲁肃为汉昌太守，继续食此四县，后吕蒙接任，亦食之。这说明孙权在刘备南取四郡前或同时已占长沙郡的东北部，亦说明孙权许可刘备南下是成立的，因他亦有能力南下。孙权、刘备谈判的结果是：孙权同意把南郡借给刘备；刘备同意孙权把周瑜的食邑从长沙、南郡中划出，另置为汉昌郡（孙权名为汉昌，有讨好刘备之意，后吴夺取荆州，汉昌郡复并长沙，汉昌县更名为吴昌）。这也算是一种交换，刘备以小易大，有了伸展的空间，较为满意；孙权怕难以独当曹操，故舍重就轻，收缩安定，以待变化。除此，孙权、刘备很可能就交州利益作出安排，由孙权经营之（注一）。处置完西线事后，孙权徙治秣陵，改名建业，专务东线事，并遣兵正式占领交州，甚至循绥益州南部。刘备分南郡西为宜都郡。三国雏形已成。曹操闻孙权把南郡借给刘备，方作书，落笔于地，与刘备听完曹操说破英雄，方进食，失匕箸几乎一模一样。二雄相识相图又相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