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信奉绳法。《史记·商君列传》曰：商鞅入秦，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比三代。孝公怒鞅妄人耳，谓鞅所言之事久远，不能待，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鞅复以霸道、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悦，与鞅语数日不厌。鞅以帝王之说试孝公，实欲变法。太史公曰商君刻薄而少恩。
苏秦、张仪善纵横。《史记·苏秦列传》曰：苏秦至秦，说秦惠王可以强兵吞天下，称帝而治。惠王因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苏秦遂往六国，说以霸王之事，以合纵抗秦。《史记·张仪列传》曰：张仪入秦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张仪以连横，终破合纵。太史公曰苏秦、张仪长于权变，真倾危之士也。
孔子、孟子希望诸侯能克己复礼，与周王相安无事。但诸侯多谓周王已形同虚设，故野心勃勃，贵智力而贱仁义。秦始皇终以智力混一，但因不知建德，继之以暴，结果旋即灭亡。
汉立，太中大夫陆贾说刘邦行仁政。《史记·陆贾传》曰：陆生屡说高帝宜崇《诗》、《书》，高帝骂之曰：“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使陆生辑古今成败事，著《新语》以为戒鉴。文帝、景帝取道家上品，以无为为治，与民休息，但奸伪亦纵生。武帝初立，欲有作为。《汉书·武帝纪》曰：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子、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董仲舒传》曰：博士董仲舒奏曰：“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故立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今汉继秦之后，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卫绾、董仲舒认为主张仁义的儒学是治世之说，而其它言谈智力的门派是乱世之术。武帝遂尊儒而抑诸子。准确地说，武帝是以儒为主而以其它诸子为辅。宣帝继之。元帝则独好儒说，且又流下，西汉始衰。东汉初中叶之君多能以文武为治，逮末叶之主，则荒疏政术。《后汉书·黄琼传》曰：老臣黄琼谏桓帝曰：王者处平世首当施德义，不施则颠；处乱世首当任智力，不任则危。黄琼详释德与智的关系，可桓帝分不出当来。
汉末人物，审其所学，可以断其所为。陈寿曰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孙盛云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刘备临终遗诏刘禅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刘备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孙权说吕蒙和蒋钦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可见，曹操、刘备、孙权等多能融会诸家，不偏执一端，既适安生于太平，亦易崛起于土崩。像皇甫嵩、刘虞、孔融等皆为儒者，可为治世良臣，不善乱世斗智力。
最后顺便一提，我觉得李宗吾穷阅史书、诸子，抽绎出的厚黑学，不过是望文之臆；他说的曹操黑，刘备厚，孙权半黑不厚，是貌合而神离。其实，曹操、刘备、孙权等在东汉末年的乱世里主要施行的就是智力、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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